《乌克兰尚未消亡》评论：记忆之旅 - 《华尔街日报》

作者的祖母身穿煤矿工作服站在同事中间；安娜位于中央站立图片来源：巴斯克家族梅根·巴斯克在克利夫兰一个中产阶级郊区长大，她形容那里"全然缺乏好奇心"。幸运的是，她恰恰相反——不仅对自己所处的世界充满好奇，也对她的乌克兰祖母和母亲为前往美国而逃离的那个世界怀有强烈探索欲，更被一种精神激情驱使着去揭开家族多年未解的隐秘。

这些秘密充满阴霾，许多可追溯至二战时期。当时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纳粹结盟，这段历史（用巴斯克的话说）令人"如鲠在喉"。她说，她的族人"对过往保持沉默自有缘由"。这种缄默在战后的苏联愈演愈烈，乌克兰人"深刻领教过向错误对象吐露太多的代价"。

1982年出生的巴斯克现居纽约，以写作为生。《乌克兰尚未消亡》作为她的处女作，核心是讲述祖母安娜·马祖尔的故事。书名取自乌克兰国歌首句。尽管当前乌克兰正奋力挣脱普京的铁蹄，使这个标题格外应景，但巴斯克告诉我们，书名早在俄乌战争前就已选定。这段国歌歌词不仅是对国家现状的注脚，更让巴斯克想起乌克兰如何在她祖母的记忆中"延续生命"——“往往以创伤的形式"存在于祖母移民美国后的漫长岁月里。

正是通过她的祖母和她的“异国背景”，巴斯克女士开始关注乌克兰。她和兄弟姐妹们生活在克利夫兰，物质生活丰富得几乎令人尴尬，尤其是“衣服多到穿不完”。住在附近的安娜奶奶会把那些最无人问津的衣物打包，寄给远在乌克兰的亲戚们。在寄出这些爱心包裹后的几个月里，巴斯克女士会在安娜奶奶家发现亲戚们的照片，并突然认出：“那是我那件彩虹条纹的毛衣！”

在成长过程中，巴斯克女士并不太迷恋乌克兰这片土地——1966年，安娜奶奶和她的两个女儿（奥尔加和巴斯克的母亲娜迪娅）离开了那里。娜迪娅当时12岁，很快就融入了美国中西部的生活。相比之下，更不愿开口说英语的祖母直到去世都避免在公共场合说英语。心怀不满的巴斯克女士被迫每周六上午去乌克兰学校上学，并被拖到克利夫兰西部边界外一座洋葱顶教堂参加乌克兰语礼拜。

教堂是她祖母的社交亮点，在那里，她“那些步履蹒跚的小个子朋友们会像鸽子发现面包屑一样围着她转”。直到巴斯克女士进入芝加哥大学，她才以近乎热情的态度接受了自己的乌克兰身份。毕业后，她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前往乌克兰，在那里她沉浸于家族的故事和这个“美丽、不完美、独一无二的国家”的历史中。

这个国家如今正逐渐为我们所了解，因此巴斯克女士对历史认知的个人历程，与我们自己为理解困扰乌克兰人的地缘政治难题所做的断断续续的尝试有着大致的相似之处。这种理解的一部分是对乌克兰与俄罗斯帝国长期而复杂的历史的认识，以及在近代与苏联的关系——安娜奶奶和她的女儿们之所以能够移民（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壮举），只是因为安娜的父亲是美国公民。

他于1929年从加利西亚村庄（位于今乌克兰境内，靠近波兰边境）来到美国。原本计划只是短暂停留：赚些钱就返回故乡。但职业抱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乱了计划，使他再未归乡。他的妻子（巴斯奇女士的曾祖母）直到1961年才在获准离开苏联前往克利夫兰后与他重逢。这位昔日的美人经过在西伯利亚劳改营多年的流放已憔悴不堪——1947年，她与女儿安娜及其他家庭成员因被苏联当局认定为"不可靠分子”（因其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安娜的长兄斯特凡有关联），成为当年10月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近7.6万名乌克兰人之一。

巴斯奇女士的故事错综复杂，其研究细节有时令人应接不暇。读者需要不断翻阅书首的族谱来厘清人物关系，但这并非负担，反而让人在沉浸于这个映照乌克兰动荡战时史的家族传奇时获得独特的满足感。“正是故事的模糊性，“巴斯奇写道，“让我感觉其中蕴含着值得探究的真相。“在这方面，本书与琳达·金斯勒2022年作品《来此法庭哭泣》相似，后者同样深挖了一个乌克兰裔美国家族的晦暗过往。

巴斯奇女士的文笔常显优美睿智，她笔下的乌克兰是个充满矛盾的国度，“既有无数值得骄傲的荣光，也有诸多需要救赎的罪愆”。她的家族救赎焦点逐渐指向1946年离世、年仅23岁的斯特凡（安娜祖母的兄弟）。巴斯奇回忆祖母每每提及他便潸然泪落，家中始终摆放着斯特凡庄重俊朗的相框照片，他的死亡——显然死于苏联士兵之手——被描述得既悲壮又英勇。这张照片"像磁石般吸引着"巴斯奇，但当她凝视影像思索其悲剧命运时，内心总泛起波澜：“这一切究竟如何发生？”

巴斯克女士如此执着地搜寻乌克兰和波兰的国家档案，以至于其中一家机构的主任——被她的勤奋所感动——在Facebook上加她为好友。这个富有人情味的细节与她揭露的丑陋形成了轻快的对比。斯特凡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UPA的成员，该组织是由斯捷潘·班德拉创立的政党的武装分支。班德拉是一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20世纪30年代反抗波兰对西乌克兰的统治，并曾（狂热地）与纳粹德国短暂结盟。德国人反对他追求乌克兰独立的狂热运动，二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被关押在德国集中营，之后他在西乌克兰领导了一场反苏联的叛乱。1959年，他在慕尼黑被苏联特工用氰化物粉末暗杀。

班德拉的遗产自然充满争议。在苏联的妖魔化叙事中，UPA由“匪徒”和“德国法西斯的仆从”组成。在独立的乌克兰，该组织（以及班德拉）获得了新的合法性，甚至受到崇敬，尤其是在普京发动入侵之后。由于班德拉是苏联乃至如今俄罗斯帝国宣传中的恶魔，许多人认为支持他已成为抵抗普京的一种方式，并不一定是对班德拉更丑陋的民族主义政治（包括他的反犹主义）的认同。

但斯特凡身上没有灰色地带。巴斯克女士发现，她的曾叔父是Sluzhba Bezpeky（相当于盖世太保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一名军官。波兰档案材料显示，他的工作是围捕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和索比堡集中营。事实上，斯特凡体现了乌克兰未能“承认并反思”其最黑暗的历史篇章。

难怪安娜奶奶会说：“我已经忘记了过去的生活。”但巴斯克女士却不愿放手。她祖母的旧生活是她无法忘记的。

《华尔街日报》撰稿人瓦拉达拉詹先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纽约大学法学院古典自由主义研究所的研究员。

刊登于2023年3月25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