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所及》书评：追寻世俗主义的历史轨迹 - 《华尔街日报》

弗朗切斯科·邦西尼奥里所绘彼特拉克肖像图片来源：G. 达利·奥尔蒂/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人文主义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最初是一种解读罗马文学的方法。后来在法国等地演变为以理性原则重组社会的启蒙哲学。直到19世纪，英语中才出现"人文主义"这一称谓。我们所说的人文主义是一种欧美意识形态，其核心理念包括进步、自由个人主义、不可知论或无神论，以及信赖科学。

英国历史学家莎拉·贝克韦尔曾解读蒙田思想精髓（《如何生活》），并以诙谐的笔触讲述存在主义者故事（《存在主义咖啡馆》）。她的新作《人之可能》通过历代人文主义倡导者的人生轨迹与追随者的理想，从彼特拉克的佛罗伦萨到近期发布《现代人文主义宣言》的格拉斯哥国际人文主义组织，勾勒出这一抽象理念的演进历程。这部充满大胆洞见的著作不仅秉持人文视角，更重要的是具有可读性与阅读价值——无论你是否认同其观点。

贝克韦尔指出，对古罗马人而言，humanitas一词意味着"人之为人的特质，但更强调优雅、博学、善辩、慷慨与彬彬有礼"。她笔下的首批人文主义者是14世纪意大利的umanisti学者，他们专攻studia humanitatis（人文学科）而非基督教神学。但这并非忽视宗教：但丁虽是"宇宙先知"，其宇宙观却根植于基督教，甚至为仇敌设计地狱，而不得不将异教徒维吉尔留在灵薄狱。

但丁之后，涌现了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和乔万尼·薄伽丘。诗人学者彼特拉克（1304-1374）沉醉于游历四方的"文学生涯"。他如猎犬般在图书馆搜寻李维罗马史残篇，发现了西塞罗的《为阿奇亚辩护》——这位罗马政治家在文中主张希腊诗人阿奇亚因其"人文与文学研究"应获公民权。他在维罗纳大教堂图书馆最大的收获是三封西塞罗书信，这些信札展现了私下的西塞罗——那个思考人类困境与情感的"随性作家兼友人"，将时政评论与哲学文学轶事巧妙融合。当彼特拉克在书信中效仿西塞罗时，他复活了人文精神的声调。

薄伽丘（1313-1375）避开了教会生涯，尊彼特拉克为"导师、父亲与主人"，成为首位但丁研究专家。虽以《十日谈》故事集闻名，他还编纂了《异教诸神谱系》，对希腊神话进行了"包罗万象又大胆创新"的重述。薄伽丘不认为基督徒研究古神"有失体统"，但当锡耶纳修士彼得罗·佩特罗尼命令他"清除藏书室所有非基督教书籍并停止此类写作"时，他陷入恐慌。薄伽丘向彼特拉克求教，这位虔诚的导师提醒他：只要异教思想不违背福音书，就能增进"心灵愉悦与生活修养"，并欣然表示愿接收薄伽丘的藏书。

过去不仅是文学风格的源泉。理性主义方法和异教图像学为基督教历史提供了替代方案，也为共和政府提供了蓝图。15世纪60年代，教皇保罗二世通过指控"阴谋、异端、鸡奸及其他罪行"，镇压了罗马复兴柏拉图学院的尝试。另一所学院在美第奇家族支持下于佛罗伦萨兴盛起来，但这同样引发了清教徒的强烈反对，这次由焚书僧萨沃纳罗拉领导。

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固化了欧洲文化冲突的阵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人文学者"的继承者，是启蒙运动中主张"改良主义"的哲学家（贝克韦尔女士从乔治·艾略特处借鉴了"改良主义"这一表述，即追求改善现状的意愿）。将人类关切置于社会中心，必然要取代旧制度——尤其是天主教会——的核心地位。在法国，反教权主义演变成无神论，为思想争取喘息空间的斗争最终转化为对社会根基的冲击。

贝克韦尔女士承认人文主义者可能信仰上帝，“只要他们的关注重点仍主要放在现世人类的生活与经历上，而非制度、教条或关于彼岸的神学”。她个人更倾向于没有宗教基础的伦理观。她将大卫·休谟（1711-1776）视为蒙田在"反思、怀疑、机智、自我放纵"的自由思想领域的继承人，并证明"同情"（共情）伦理已足够。休谟因无神论被称为"伟大的异教徒"，但也因其随和的品性被称作善良的大卫。但休谟恰恰印证了洛克的论断：“即使仅在思想中移除上帝，一切都会瓦解”。而休谟未能活着见证法国大革命。

人文主义始于理性、悲悯与共情。断头台的设计合乎理性，其高效性亦彰显仁慈。至于共情，它在分裂受害者的同时，却让围观者产生共鸣。同样，19世纪的"科学人文主义"与其时代精神完美契合：技术胜利主义与大众社会引发的共情矛盾交织。贝克韦尔女士恰如其分地强调了那个充满希望的世纪中积极的一面，如威廉·冯·洪堡的教育教化理念、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自由主义中对"更深层满足"的追寻，以及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乐观的"不可知论"。然而作为人文主义引擎的理性，却在此刻失灵。

20世纪并未迎来科学人文主义的黄金时代，反而以世界大战、反乌托邦暴政、死亡集中营和核武器使科学与人性双双蒙羞。贝克韦尔女士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称为"反人文主义"意识形态。这些制度固然残暴，但其理论家和实践者却深信历史进步论。他们不需要上帝，尽管其仪式酷似异教复兴。无论承认与否，他们都是人文主义的堕落自欺变体。

贝克韦尔女士辩称，将上世纪的恐怖归咎于人文主义，就像"说尽管有交通信号灯仍会发生车祸，所以要怪信号灯"。但人文主义者参与建造了这些车辆，铺设了这条道路。攻击"人类按神之形象被造"的宗教观念，等于拆除了道德层面的限速标志。人文主义者还忽视了古今同行的发现。如古罗马人所言：人对人是狼。康德写道，理性无法矫直"人性中扭曲的木材"。贝克韦尔提及雅克·马里坦等宗教人文主义者的警告：除非承认"人类的核心是上帝"，否则人类将永远无法走上正轨。

1945年后，我们更先进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行。贝克韦尔女士赞扬弗朗茨·法农呼吁"一种新的、更丰满的人文主义哲学"。法农告诉前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要恢复他们的人类尊严，必须杀死最近的前殖民者。当前纳粹马丁·海德格尔将人从万物的中心移开时，不是为了恢复上帝，而是为了安装一个被称为"存在"的"巨大的不可言喻的某某"。

1966年，米歇尔·福柯津津乐道地说，启蒙运动的"人"的概念即将"被抹去，就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潮水继续涌来。贝克韦尔女士警告说，后人类主义者对未来感到绝望并欢迎终结，而超人类主义者则希望科学能让幸运的选民永生或将他们保存在机器意识的数字琥珀中，这些都会带来未来的危险。当代世俗人文主义者就像自由党候选人：在辩论中很有趣，但无法赢得普选。

贝克韦尔女士的著作涉猎广泛、机智且富有同情心。像《人之可能》这样的书不可能包罗万象。人文主义的历史就是一切的历史，至少是现代西方的历史。每个读者都会有一份应该入选的人文主义者名单。我提出我的名单不是为了抱怨，而是本着人文主义辩论的精神：莎士比亚、黑格尔、爱默生和梭罗，甘地的反帝国主义的放弃，马丁·布伯的宗教人文主义，奥尔德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1984》），以及约翰·列侬《想象》的情感泥潭，2011年《人文主义者》杂志将其列为"iPod播放列表中的人文主义赞歌"之首。

格林先生是《华尔街日报》的撰稿人，也是皇家历史学会的会员。

刊登于2023年3月25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