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新冠疫情限制放宽之际 美国人赴华留学仍遇障碍

香港——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导致在华留学生人数降至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2020-21学年仅有382名美国学生。如今随着中国重新开放边境，问题在于他们是否会重返中国。

根据美国国务院和总部位于纽约的非营利组织国际教育协会的数据，在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个学年，在华学习的美国公民人数从2018-19年的约1.2万人下降了97%，甚至远低于十年前近1.5万人的峰值。

中国在近三年禁止大多数外国游客入境后，于今年1月重新开放边境，这消除了外国学生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但与此同时，其他障碍也在增加，包括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学者和学生们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学生人数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如果还能恢复的话。

“目前看不到未来在华的美国学生人数会有显著改善，”上海纽约大学管理学教授卡梅伦·约翰逊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纽约大学于2012年设立的国际校区。

约翰逊不仅指出人们担心边境管制可能重新实施，还指出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使美国学生望而却步。自1999年以来一直常驻中国的约翰逊表示，可能的结果是：“对中国的了解将会减少。”

20岁的诺兰·温德姆在三年高中期间学习了汉语，并希望今年能前往北京度过一个学期——尽管这个国家历经数年疫情封控，他可能曾有过顾虑。

但温德姆发现，尽管中国已重新开放，许多留学项目仍处于暂停状态——他猜测这是双边关系紧张和大学安全考量的结果。

“虽然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去中国，“这位在南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攻读经济学与数据科学的大二学生表示，“但留学项目已经让我失去了兴趣。”

他转而学习西班牙语，并考虑去西班牙交换一学期。“这很遗憾，“他说。

自2010年代初以来，在华美国学生数量持续下滑，有学者认为这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及内顾倾向有关。

疫情暴发后，数十万美国学生停止了海外求学——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受到影响。

美国国务院和国际教育协会数据显示，2020-21学年全球美国留学生数量较两年前骤降96%。截至2020-21学年，在日美国学生不足130人，而两年前近9000人。

但中国实施边境管控的时间远长于多数国家。直到去年8月允许少量外国留学生入境前，他们实际上已被拒之门外逾两年。本月早些时候，中国解除了外国游客入境限制。

2020-21学年在华学习的美国公民人数较两年前下降了97%。图片来源：Yan Cong/Bloomberg News同期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也有所下降，但降幅小于在华美国留学生。美国政府数据显示，2020-21学年美国高校的中国留学生近31.8万人，较两年前减少14%。

学者们担心，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人文交流的弱化，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竞争。随着美国寻求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并禁止向这个日益被视为对手的国家出口某些技术，两国间的竞争已然加速。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语言学教授莫大伟表示，虽然像"苏世民学者"这样的高调项目（由金融家苏世民资助的在中国为期一年的项目）可能会继续吸引美国精英学生，但随着美国公众对华情绪恶化，更多美国高校可能难以维持短期留学项目。

“许多美国学生仅凭好奇心就来中国留学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曾协助华盛顿CET学术项目开发留学课程的美国人莫大伟说。自2020年1月以来，这家第三方留学服务机构已暂停中国项目，部分原因是北京方面对外国学生短期签证审批缓慢。

CET中国项目主任亚当·琼斯表示，许多美国留学项目正在制定预案，以防中国再次实施封锁措施，这延缓了重启在华短期留学项目的进程。

不过琼斯指出，仍能看到学生群体中存在被压抑的赴华留学需求。“我们持谨慎乐观态度，“他说。

2020年末，20岁的奥伯龙·西姆获得了纽约大学上海校区四年制本科项目的奖学金。但疫情政策的反复导致他前三次入境中国的尝试均告失败，最终他不得不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家中远程上课，每晚9点熬到次日清晨7点以配合时差。

这位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表示，整个经历"在心理和经济上都造成了巨大压力”，“对我来说明显缺失了文化交流的体验”。他希望今年秋季大四能获得签证前往上海校区，但已不打算在2024年预期毕业后继续留在中国。

“现在回想起来，我可能会直接选择纽约或欧美其他大学，“他说。

对于疫情期间成功入境中国并选择留下的少数美国学生而言，坚韧是必备品质。

查德·希根伯顿去年9月入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的一年制证书项目时，常常漫步在这座东部城市近乎空荡的校园里，寻找合适地点接入因防疫规定无法到岗的教授们开设的网课。

“自然，这影响了情绪，”这位27岁的北卡罗来纳州本地人说道。尽管在进入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学习前经历了去年严酷的封锁，希根伯顿先生表示，他珍视在中国国内获得的经历——包括目睹了这个国家的封闭与突然开放。

“感觉就像在一年内体验了中国十年的变化，”希根伯顿先生说。“我来到中国，变成了一个不那么意识形态化、更善于倾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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