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封锁文件揭示的选民信息多于政客

关心此事的英国选民过去两周一直在仔细研究有关英国如何在疫情封锁中度过两年的新证据。这段历史记录对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的严苛政策极为不利，但并非那些轻率的封锁怀疑论者在冷静思考后所乐见的方式。

这些披露来自2020年初至2021年6月期间，前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收发的约10万条短信。当时他因违反封锁规定的恋情曝光而被迫辞职。这些通过WhatsApp平台传递的信息记录了汉考克与其他政客、政治顾问和科学专家的对话，由他雇来协助撰写回忆录的记者泄露给《每日电讯报》。

许多内容令人愤慨。在新冠疫情应对的某个阶段，汉考克等人竟嘲笑返英旅客被迫支付高昂酒店隔离费用的遭遇。官员们甚至讨论是否能用防疫法规逮捕长期与执政保守党为敌的政治刺头、封锁政策批评者奈杰尔·法拉奇。

领导人的个人政治考量——无论是想展现对病毒的强硬态度，还是急于避免政策反复的尴尬——渗透进了诸多决策。2020年11月关于阳性病例接触者是否仍需隔离14天的讨论中，汉考克先生因担心新规会"暗示我们此前做错了"，拒绝采纳放宽这一严苛限制的科学建议。政府选择了保全颜面而非拯救生命或自由。

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英国官员基于薄弱且相互矛盾的科学证据，对民众实施了史无前例的封锁。政客及其顾问（多为公关助理）出于政治原因决定采取某项措施。科学家们对该措施可能的效力犹豫不决。政客们便选择听取支持其既定立场的"犹豫"或"不决"。

2020年8月关于英格兰学校口罩令的争论展现了这一机制。汉考克指出缺乏支持戴口罩的明确医疗建议。但约翰逊的通讯主管李·凯恩注意到苏格兰政府即将实施校园口罩令，这将迫使英格兰效仿。“我们非要打这场仗吗？“他问道，而一位高级公务员则担忧"紧张的（英格兰）家长会恐慌”。

首席医疗官克里斯·惠蒂针对学校佩戴口罩政策表示：“在走廊等场所没有强烈反对理由，但也没有非常充分的实施依据。“政客们选择性采纳了这句话的前半部分，随即推行了强制令。

事实上，这种现象在当时已显而易见。本专栏早在2020年3月下旬就指出——基于常识而非文件证据——面对特性几乎完全未知的新型病毒，政策制定往往更取决于对公众风险承受能力的政治考量，而非客观科学依据。

正因如此，两周后人们开始意识到：比起封锁质疑者的期待，这批曝光的通讯记录可能难以扭转关于防疫规定的公共辩论。

抱怨政客将政治利益置于"科学"之上的必然推论是：他们必定认为不科学的政策会更得民心。这或许正是约翰逊的通讯团队——该隐和詹姆斯·斯莱克——在2020年6月初向其传达的信息，他们显然警告提前解封会”严重超前于民意"。

民意与其被操纵的过程密不可分。例如2020年11月，汉考克就曾密谋"部署"新冠病毒新变种的消息，意图通过”吓破民众胆魄“来争取新一轮封锁的公众支持。

但人们也不应忽视公众对惊悚体验的渴望。2020年3月初的信息揭露了政府的认识，即在首次封锁之前，公众自我实施的社交隔离措施——这是风险规避的重要信号——已经远远超出了官方指导。

封锁文件揭示了一个统治阶级乐于利用科学的不确定性和公众的恐惧，将其权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服务于其狭隘的利益和野心——这足以成为我们说“绝不再来”的理由。

然而，要说服公众分享这一决心，封锁怀疑论者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当选民们凝视这些WhatsApp消息时，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统治阶级运作的窗口？还是一面镜子？

2021年5月27日，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在伦敦的新冠病毒媒体简报会上发言。照片：马特·邓汉姆/美联社刊登于2023年3月10日的印刷版，标题为“封锁文件揭示的选民比政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