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变革正降临中国家庭——《华尔街日报》
Nicholas Eberstadt and Ashton Verdery
中国的人口趋势与习近平的宏伟蓝图并不合拍。“中国梦”——共产党描绘的国家繁荣与国际强盛愿景——正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逆风。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正急剧萎缩。这个国家正在快速老龄化,65岁以上高度依赖型人口正在激增。今年一月,北京宣布2022年全国总人口出现下降——这比西方人口学家2019年时的预测整整提前了十年。
然而一个迫在眉睫的人口问题尚未引起北京重视:作为中国社会与文明基石的"中国家庭"正面临危机。
中国家庭即将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史无前例的转型。全国范围内的亲属网络将逐渐瓦解,对许多人而言,拥有近亲血缘关系的普遍体验将彻底消失。这是从独生子女政策时代(1980-2015年)延续至今的生育趋势带来的延迟但不可避免的后果。中国家庭的式微将为民众和国家带来全新而陌生的挑战,但中外政策制定者几乎尚未开始思考其深远影响。
北京当局至今忽视这一迫近的危机,因为规划者不会为他们未追踪的事项做准备。官员们不认为家庭数据与治国方略或国家安全相关,因此统计部门只记录性别数据——而非叔伯、姐妹、表亲、寡妇等家庭关系。
然而,追踪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轮廓是可能的,我们在一份新报告中进行了研究。通过人口统计模型(即模拟中国现有人口数据的仿真)估算历史模式并预测趋势,同时"构建"与这些数据相符的家谱树。我们能够以合理的有效性估算中国过去大家庭网络的全国性变化,并以相当的信心描述未来前景。
部分研究发现不仅出人意料,甚至违背直觉。例如,我们似乎正生活在中国"亲属关系峰值"时代。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血缘亲属网络的密集程度在21世纪初达到了历史顶峰。
由于战后健康水平和死亡率的大幅改善,如今40多岁的男女性平均拥有的在世表亲数量是1960年的五倍。自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来,中国的"亲属关系爆炸"可能是其卓越经济表现中一个重要却长期被忽视的因素。
但由于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中国正面临一场严峻且不可避免的"亲属关系崩溃"。根据我们的计算,血亲家庭网络的萎缩意味着中国新生代拥有的在世亲属数量可能将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一场"亲属关系饥荒"将由此在未来30年(从现在开始)无情展开。随着危机加剧,中国家庭——这个在逆境中保护人民、在顺境中助人把握机遇的最重要社会单元——在这两项关键功能上将日益衰弱。
命运的残酷转折在于,中国家庭结构的萎缩正与庞大的老年群体激增的社会需求形成碰撞——2020至205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增长逾一倍。我们的模拟研究揭示了核心家庭内部致命的倒置现象:到2050年,中国中年男女赡养的在世父母与岳/公婆数量将超过其子女数量。这一急迫现状可能颠覆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庭基础架构,中国家庭的重心必将从抚育幼童转向赡养老人。
家庭赡养义务的可靠性与持久性将成为愈发关键的问题——对许多人而言,尤其是中国农村地区体弱贫困的老人,这甚至关乎生死。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下男婴过剩及同辈人口萎缩,未来几十年将有越来越多男性在无配偶无子女的状态步入老年,而这两者正是传统的养老支柱。据我们推算,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男性中将有18%没有在世后代,比例是现在的两倍。若未来几十年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未能大规模扩张,谁来照料这些不幸者?
即便从宏观视角看,经济账面亦不乐观。比老年抚养比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更严峻的,或许是中国家庭危机对国民经济"微观基础"的冲击——那些维系市场运转的细微机制。
自有文字记载起,中国特有的关系网络便通过降低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促成商业活动。在中国经济腾飞时期,血亲关系的广泛存在曾是刺激增长的重要动力。同理,亲属关系的稀缺对经济的抑制作用,很可能远超当前"人口数量"预测所显示的规模。
2050年,这个正在萎缩、老龄化、“去家庭化"的中国听起来像是个阴郁沉闷的地方。悲观预期可能以无数方式塑造大众行为,包括一些尚未被预见的形态。
中国即将到来的家庭革命很可能导致个人风险厌恶情绪上升。风险厌恶反过来会抑制人口流动性,包括迁移行为。迁移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为,需要掌握机会信息并依赖可信赖之人协助。若失去"借住表亲家沙发"这类传统支持网络,迁移将变得风险更高、难度更大,也必然更加罕见。迁移减少意味着城镇化放缓,进而导致增长乏力——这可能进一步加剧悲观情绪与风险规避心理。
中国家庭结构的变革也必将引发政治涟漪。如果正如我们推测的那样,家庭功能的弱化将迫使中国在未来一代人的时间内建立庞大的社会福利体系,那么北京通过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影响国际事务的财力就会相应缩减。
我们的模拟研究更显示,到2050年,中国适龄男性兵源中至少半数将是独生子女。任何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军事行动,都将意味着无数中国家庭的香火断绝。
威权体制通常对伤亡具有较高容忍度——但在当下及未来数十年的独生子女中国,这种容忍度或将不复存在。
若不能审慎考量中国家庭结构变迁的深远影响,这很可能成为共产党付出惨重代价的战略盲区。盲区会使政府暴露于突发战略风险之中。当国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风险毫无准备时,其后果往往最为致命。
埃伯斯塔特先生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维尔德里先生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们是美国企业研究所新发布的《中国家庭结构的革命》报告的合著者。报告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
2018年2月5日,中国武汉汉口火车站。照片:-/法新社/盖蒂图片社刊登于2023年3月10日印刷版,标题为《中国家庭即将到来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