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阿斯伯里复兴运动——《华尔街日报》

复兴运动曾令美国新教徒产生分歧。从18世纪的第一次大觉醒到20世纪比利·格雷厄姆的布道会，有人认为这些不寻常的宗教集会彰显了神迹，有人坚称其由情感操纵驱动，还有人认为二者兼而有之。而近期发生在阿斯伯里大学（肯塔基州威尔莫尔市一所卫理公会学校）的事件——学生们在礼拜仪式后持续祷告两周——却只收获赞誉。连红衣主教蒂莫西·多兰都表示，希望罗马天主教徒能像阿斯伯里的学生敬拜耶稣那样热忱地对待大斋期。这标志着教会历史进入了新阶段。

一位神学院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鼓励其占绝对多数的自由派读者：学生们拒绝塔克·卡尔森报道复兴活动值得欣慰，因为"他们选择了隐秘与朴素、无私的待客之道，以及对耶稣永不停息的渴慕"。

为何会有人批评阿斯伯里复兴这类现象？2020年著名复兴派传教士乔治·怀特菲尔德（1714-1770）的雕像被撤下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但即便在他所处的时代，怀特菲尔德也不乏反对者。殖民地时期的新教徒认为他藐视本已脆弱的跨教派和谐准则，是个祸害。他未经当地牧师批准便布道，其极具表演性的宣讲让普通牧师的讲道相形见绌。

怀特菲尔德在巡回布道时可以依靠少量讲道稿，他曾接受过演员训练，据说仅凭说出“美索不达米亚”一词就能让女性听众晕厥。当地牧师既缺乏这位布道家的魅力，又不得不每周准备至少两篇讲章，自然难以匹敌。

一个世纪后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中，复兴聚会再次引发争议。这些宗教觉醒催生了美国历史上对复兴主义最犀利的批判，其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州默瑟斯堡神学院教授约翰·威廉姆森·内文（1803-1886）。在《焦虑长凳》（1843年）一书中，内文抨击了著名布道家查尔斯·芬尼（1792-1875）推广的操纵性手段——这位后来成为奥伯林学院校长的牧师首创了“焦虑长凳”，即在教堂前排设置专座，让那些因生活不虔而愧疚的听众接受劝导和祷告。

内文在著作中虽未使用“美德信号”这个现代术语，但其批判与之不谋而合。他认为在礼拜中公开走向教堂前排的行为，会对人群形成压力，促使他们做出未必真诚的举动。内文指出，人们可能为取悦旁观者而假装皈依，若喜爱某位布道者，也会通过走向前排来证明其感召力。他暗示，复兴聚会中的表象未必反映真实信仰。

即便是有史以来借助大众媒体获得最大声名的布道家比利·格雷厄姆，也难逃批评之声。批评者反对格雷厄姆与主流教派合作开展福音事工，认为他模糊了保守派/正统新教徒（相信耶稣肉身复活及使徒信经教义）与自由派新教徒（多不认同这些教义）的界限。剧透预警：批评者最终落败，格雷厄姆成为多位总统的属灵顾问。

阿斯伯里事件之所以批评者寥寥，或许反映出白人福音派基督徒终于获得一些正面（或至少非负面）媒体报道后的如释重负。在因支持唐纳德·特朗普而被斥为道德败坏、虚伪无知的愚民五年后，这场强调虔诚而非政治的宗教展示犹如心灵慰藉。与18、19世纪的前辈不同，他们迫切渴望看到美国文化出现任何抵制滑向无神论和漠视上帝的迹象。

即便如此，多兰大主教将阿斯伯里复兴运动比作大斋期的比喻十分贴切。大斋期或许有其美德，但许多美国实践者已将其变成在社交媒体炫耀自己能够进行低层次自我克制的借口。复兴主义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益处，但它能成为灵性表演欲的大众载体吗？很可能。

其他尖锐问题：复兴运动带来的情绪高潮健康吗？这些情感能承受生活的失望吗？如果像内文所认为的那样，缓慢而稳定的信仰成长才是通往基督教成熟的更可靠路径呢？复兴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不会喜欢这些质疑。或许他们该在忏悔长凳上花些时间，给出清醒的答案。

哈特先生任教于希尔斯代尔学院历史系，著有《从比利·格雷厄姆到莎拉·佩林：福音派与美国保守主义的背叛》。

肯塔基州威尔莫尔市阿斯伯里大学的休斯纪念礼堂照片：阿斯伯里大学刊登于2023年3月10日印刷版，标题为《如何看待阿斯伯里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