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科学家在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问题上判断失误——《华尔街日报》

2017年，《自然》杂志的一位记者联系我，告知中国将在武汉新建一个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用于研究最危险的病原体。他询问我是否认为中国应该被允许拥有这样的实验室，以及能否安全运营。我回答说，中国有权开展尖端研究，但我担心安全运营需要一种高度可靠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任何人都可以对拟议工作和方法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这种透明度，以及初级员工挑战上级的能力，与共产主义和中国等级森严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时，我的怀疑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引发了关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猜测。有些人惊讶于我最初的回应是病毒可能并非来自实验室。许多著名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也持相同观点。

科学和科学家犯错的原因有很多。最明显的是在紧急情况下需要根据不完善的数据提出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不得不依赖他们掌握的信息。我也是如此。早期的预发表数据表明，最初报告的病例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一种新型病毒不太可能多次从动物跃迁到人类，因此——根据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果首批病例都与市场有关，那么市场而非实验室可能是源头。

此后不久，流感样疾病监测网络的数据显示，疫情爆发时间早于报告的市场病例——最早可追溯到2019年11月中旬。因此，已知的市场病例并非我们最初认为的首批病例，实验室泄漏成为一种可能性。

实验室意外泄漏可能以多种方式发生。研究蝙蝠病毒的人员可能在处理时采用了适用于动物病毒而非潜在人类病毒的安全规程。实验室可能在进行功能增益研究——使病原体能够感染新物种、更具传染性或引发更严重疾病——以开发更好的疫苗或治疗方法。病毒仅在其他生物体的细胞中复制，因此如果武汉实验室的科学家在人类细胞系中培养动物冠状病毒，他们可能在无意中对病毒施加了进化压力，使其成为人类病毒。

这就是科学。当被要求基于不完善的数据进行推测时，你会借助理论和现有数据，但保持观点开放，并随着新证据的出现而修正。总体而言，包括我在内的国际生物安全界迅速重新审视了实验室泄漏假说。但科学和公共卫生界的其他人坚持最初观点，并试图压制异议。考虑到实验室泄漏情景的明显合理性，这种情况为何会发生？

科学家也是人，而科学已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行业。我不清楚是否有研究探讨了在此特定案例中影响专家思维的因素，但从社会心理学和管理科学中我们知道，多种人类行为因素会影响人们的行动。

• *认知失调。*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中的英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投身事业是为了行善。他们认为自己是通过良好过程（科学）行善的好人。好人勤勉行善却可能造成坏结果的想法，会引发人类大脑厌恶的紧张感，而否认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

• *社会认同。*科学家不可能精通所有领域，甚至对本学科的方方面面也无法全面掌握。当新事物出现时，我们会向认为更专业的人——其他顶尖科学家——寻求帮助以形成并巩固自己的观点。因此，人们倾向于接受既定观点。一旦形成共识，便很难挑战正统。

• *自我选择。*选择相同职业的人往往思维方式相似，群体思维自然容易产生。确认偏误也在起作用：我们会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和他人意见，而忽视或贬低挑战性证据。

• *内外群体动态。*当我们认同某个群体时，若外部攻击该群体成员，整个群体自然会集体防御。这次事件中，攻击被视为针对武汉实验室科学家乃至整个病毒学领域。

• *文化认知。*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会孤立形成对复杂社会问题的看法。他们会先认同那些在重要议题上与自己立场一致的权威人士，进而采纳其对其他议题的观点。有时这个过程会反向作用：许多公共卫生官员强烈反对唐纳德·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当他（在缺乏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宣称武汉实验室是病毒来源时，他们会有意识或下意识地认为事实必然相反。

除了这些认知偏差外，自身利益也起着作用。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一样，也有职业发展。认可、声誉和地位是晋升的重要因素。随着资历的增长，职业发展的竞争会加剧，既来自同一学科内部，也来自其他学科。为了保护自己的职业前景，有动力维护自己学科的声誉和地位。

然后是金钱。没有资金，科学就无法进行，科学家也就没有职业。如果整个研究领域被玷污或在社会上变得不可接受，就像美国的干细胞研究那样，资金可能会流向其他地方，而职业、实验室和机构都会受到影响。

我并不是说科学家有意识地决定阻挠真相。这些过程可能是潜移默化和潜意识的。但你不必用阴谋论来解释科学界急于排除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的解释。你只需要承认科学家也是人。

Trevan先生是Chrome生物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

2017年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照片：/美联社刊登于2023年3月7日的印刷版，标题为《为什么科学家在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问题上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