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犯罪归咎于贫困毫无道理——《华尔街日报》
Jason L. Riley
担任纽约市长会带来大量媒体关注,但任何曾担任此职的人都会告诉你,真正的权力在州首府奥尔巴尼——从地铁到公立学校,州长和立法机构对所有事务都拥有主要控制权。
市长埃里克·亚当斯本月重返奥尔巴尼,请求他的州政府上级重新考虑2019年通过的保释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保护犯罪嫌疑人免受审前拘留。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数据,2022年纽约市的商店扒窃投诉数量增加了45%,达到63,000多起。市长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关联,而他的许多自由派民主党同僚却故意忽视这一点。
亚当斯在证词中辩称,对犯罪软弱的政策对贫困社区打击最大,不仅影响公共安全,还影响经济。“在我们追求确保犯罪者得到应得的正义的过程中,进行真正的分析时,我们不能忘记那些犯罪的受害者,”他说。
市长还反驳了社会正义倡导者的常见论点,即逮捕和起诉违法者等同于将贫困“刑事化”。他说:“那些声称我们在将穷人刑事化的人是错误的。”此外,犯罪正在使城市失去就业和企业。纽约人“失业是因为我们正在失去这些企业。我们不能允许惯犯嘲弄刑事司法系统。”
认为贫困是犯罪根源的观点可能很流行,但经不起推敲。首先,大多数穷人不是罪犯。在以前的时代,美国人比现在穷得多,犯罪率却低得多。大萧条时期的犯罪率低于1960年代——那是一个经济大幅增长和繁荣的十年。1960年,黑人男性的凶杀率为每10万人45起。到1990年,这一数字上升了200%以上,达到每10万人140起,尽管当时黑人的平均收入比30年前高得多,贫困率也低得多。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刑事司法改革的书籍《刑事(不)正义》中,拉斐尔·曼古阿尔指出,犯罪与贫困之间的脱节现象至今依然存在。曼古阿尔写道,1990年至2018年间,纽约市谋杀案下降了87%,而同期该市的贫困率却略有上升。如今黑人居民的贫困率(19.2%)“低于西班牙裔(23.9%)和亚裔(24.1%)群体,而后两者在纽约市枪支暴力事件中所占比例要小得多。”
上个月,纽约当地福克斯电视台报道了社区杂货店如何应对日益猖獗的顺手牵羊行为。报道展示了洗衣液等商品被迫锁在柜台后或用铁链拴在货架上的画面。这则新闻生动体现了前警官亚当斯市长的担忧——他深知犯罪受害者不应被忽视。
在警察无法保障财产安全的社区,新企业往往不愿入驻。现有企业更可能选择撤离,随之带走就业机会。更糟的是,留守商户不得不采取成本更高的安防措施,这些开支最终必然转嫁给守法消费者。
自由派长期指责贫民区商户通过抬高价格剥削低收入顾客。然而这些价格实则反映了高犯罪率社区的经营成本。对盗窃行为的纵容显著增加了企业(尤其是本就利润微薄的家庭小店)的运营成本:贷款审批更严、保险费率更高、安保开支更大。被左派讥讽为"剥削"的现象,实则是商家对错误公共政策做出的理性经济反应。
在证词中,亚当斯先生将公共安全称为"我们繁荣的前提",并强调问题不在于曾经守法的纽约人转向犯罪,而在于职业罪犯肆无忌惮且不惧怕被起诉。“这很关键,因为纽约市的大部分严重犯罪是由少数极端累犯驱动的,“他说。“大约有2000人在保释期间屡次犯罪。”
亚当斯先生正在为正义而战,但他被进步派民主党人压倒,这些人更关心惩罚中的种族平等,而不是街道安全。纽约、费城和芝加哥等城市实际上制造了一波犯罪潮,没有人知道它何时会达到顶峰。
2月21日,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在市政厅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话。图片来源:Michael Brochstein/Zuma Press刊登于2023年3月1日的印刷版,标题为’将犯罪归咎于贫困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