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站出来对抗迪士尼 - 《华尔街日报》

周一，我签署了法律，结束了华特迪士尼公司在佛罗里达州中部43平方英里（面积几乎与迈阿密相当）区域的自洽特权。迪士尼不再拥有自己的政府，它必须与环球影城、海洋世界以及我们州所有其他公司遵守相同的法律，并仍需承担旧特区的市政债务。

迪士尼这一可追溯至1967年的特殊安排，是企业福利的典型反面教材。该协议赋予公司税收优惠，包括自主评估财产价值、享受区域基础设施改善红利却无需为项目纳税等特权。它使迪士尼免受佛罗里达州建筑与消防法规约束，甚至允许其建造核电站，并行使征用权强征特区边界外的私有财产。虽然特殊税区在佛罗里达很常见，但迪士尼协议所赋予的巨额利益令人侧目。其自洽地位能长期存续，全因该公司在佛州无可匹敌的政治影响力令该安排几乎不可撼动。

五十余年来，佛罗里达州将迪士尼奉若神明。直到去年，当加州伯班克总部工作的左翼活动人士施压迪士尼反对佛州《父母教育权利法案》时，这一切发生了改变。该法案禁止幼儿园至三年级开展性与性别认同课程，并要求其他年级性教育内容符合年龄特征。迪士尼高管曾在视频中吹嘘计划在儿童节目中植入性相关元素。

民主党人常抨击企业对政治的不良影响，反对给予大公司优惠待遇，却支持保留迪士尼的特殊自治地位。这印证了现代左翼为权力抛弃原则的程度——只要大企业助力推进左翼的"觉醒"议程，他们便愿为其效劳。

迪士尼事件后许多人问我：为何这家百年企业要公开支持极左翼限制家长教育话语权的议程，自毁家庭友好型品牌形象？答案在于左翼如何施压迪士尼等巨头用其影响力推进"觉醒"政治议程。

根本上说，上市公司CEO和董事对股东负有的受托责任，与将企业变成党派政治工具的行为存在根本冲突。即便抛开受托责任，多数高管也明白：审慎角度而言，大企业涉足争议性政治议题——尤其是与业务无关的议题——往往弊大于利。

近年两个因素改变了这种权衡：首先，部分企业员工群体要求雇主体现其政治立场。这些员工虽非多数，但声势浩大且行动激进。管理层的安抚往往适得其反，反而助长其气焰，使他们在下次政治斗争中更肆无忌惮地绑架企业意志。

第二个因素是权力。传统企业高管或许在公司内部拥有权力，但觉醒派CEO能利用企业讲坛对社会施加影响力。在当今美国企业界推动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的背景下尤其如此。ESG（环境、社会与治理）为CEO们提供了动用股东资产解决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等议题的借口。这是左翼通过企业力量实现其无法通过选票达成目标的手段。

在佛罗里达州，我们清楚ESG运动的实质。我们禁止州养老基金管理人在投资决策时采用ESG标准。佛州已从大型资产管理公司收回股东投票权，并正寻求与其他州联合投票以形成强大的反ESG阵营。在即将到来的立法会议中，佛州议会将通过立法将反ESG倡议法典化，保护本州居民免受大型金融机构基于政治或宗教信仰的歧视。

觉醒派掌权带来的可悲结果是：上市公司已成为美国政治与文化斗争中的参战方，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支持左翼事业。很难想象大公司会在持枪权、生命权、选举公正或宗教自由等议题上与保守派美国人站在一起。

在这种环境下，老派的企业共和主义已无法应对当前挑战。数十年来，共和党民选官员竞选时高举自由市场原则，执政时却奉行企业主义——通过补贴、税收优惠和立法漏洞为既得利益集团谋取特权。但有利于美国企业界的政策未必符合美国人民和经济利益。

当企业试图利用其经济力量推动觉醒议程时，它们就变成了政治行为体，而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体。在这种环境下，对大企业无条件让步实际上等于将政治战场拱手让给激进的左翼。让私营企业掌握事实上的公共权力并不符合大多数美国人的最佳利益。

觉醒意识形态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当大企业像迪士尼那样犯下利用经济实力推动政治议程的错误时，领导人必须站出来反击。我们正在将佛罗里达州建设成经济繁荣之州，因为我们正是让觉醒思潮消亡的州。

共和党人德桑蒂斯先生是佛罗里达州州长，著有《自由的勇气：佛罗里达州引领美国复兴的蓝图》一书。

2022年4月18日，佛罗里达州布埃纳维斯塔湖华特迪士尼世界度假区的魔法王国公园。图片来源：泰德·谢弗里/美联社刊载于2023年3月1日印刷版，原标题《我为何要对抗迪士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