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一部全球史》书评：知识匮乏——《华尔街日报》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iStockphoto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说：“我自知无论大小事都不够智慧。“在知识与无知之间，存在着一片认识论的无人区，一种半知半解的混沌状态，我们常用天气意象（“战争迷雾”）和黑暗神学（“真相大白”）来描述这种状态。

苏格拉底最初在"公众人物"这类专家中寻求智慧。剑桥大学荣休教授彼得·伯克正是其中一员。在《无知：一部全球史》中，他提供了一篇散文式的"总体研究”。这很明智，因为对无知的全面论述会像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中卡索邦注定失败的"神话万能钥匙"研究一样徒劳。

彼特拉克曾思考是否存在比"论无知"更广阔的领域。伯克先生从哲学定义出发，探讨了历史、宗教、科学和地理中的实际应用，进而延伸到战争、商业、政治和媒体中"无知的后果”。

奥古斯丁批评好奇心是虚妄的。近代早期的天主教和新教神职人员认为好奇心是一种罪过，通常是小罪，但有时是致命的。伯克写道，蒙田认为无知是"获得幸福的更好秘诀"。将正义女神表现为蒙眼形象，正体现了约翰·罗尔斯所谓"无知之幕"的价值。

伊曼努尔·康德的格言Sapere aude（“敢于求知”）否定了这种无知即美德的观点。在解析2002年2月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时，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由此产生的困惑做出了最精辟的总结：存在"已知的已知"——我们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存在"已知的未知"——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存在"未知的未知"——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马克思主义通才斯拉沃热·齐泽克补充了第四类——潜意识中的"未知的已知"。但这并未帮助到布什政府。

希腊哲学以怀疑主义对抗无知，而基督教权威则以信仰与之抗衡。社会治理需要对信息进行管控，由此催生了一种"无知经济"——刻意向穷人和女性封锁知识。现代社会重演了这些策略。对伯克利、休谟等哲学家而言，无知是种挑战；对卡莱尔和马克思来说，它是社会问题；弗洛伊德则认为两者皆是。拉姆斯菲尔德像早期的侦探福尔摩斯那样思考，寻找伯克所说的"意味深长的空白"，比如那只没有吠叫的狗。

伯克写道，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许多人信仰虔诚，但鲜有人真知灼见”。1500-1900年间是布道与教育的时代，但如今宗教知识已沦为"低优先级"。科学知识也未见得受重视，科学史学家罗伯特·普罗克特称我们这个时代是"无知的黄金时代"。

伯克颇有拉姆斯菲尔德之风：“虽然我们深知自己掌握了许多前人未知之事，却很少意识到他们知晓而我们茫然的内容。“尤其令人不安的是，现代人对地理、历史、宗教（包括自身与他人信仰）及希腊罗马经典的惊人无知。专家群体中盛行卡尔·波普尔所称的"主动无知”——对新知识的抗拒。伯克认为，普通大众则陷入"世俗无知”，消极抗拒一切智力劳动。

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发现的，知识的无人区隐喻在战场上成为现实。耶拿战役中，拿破仑误判了普鲁士军队主力位置；奥斯特里茨战役里，他得益于"战争迷雾"——俄奥联军因情报不全，错估了法军实力与意图。司汤达与托尔斯泰这两位亲历者笔下，用伯克的话说，战场是"绝对的混沌，无人知晓数码之外发生着什么"。

伯克先生指出越南战争中暴露出全方位的无知：文职决策者、军事指挥官、公众、媒体，甚至那些无法与盟友和敌人沟通的士兵。然而这种无知更多源于选择性偏见，尤其在战略层面。信息本可获取，却被有意忽视。类似的"战略性无知"模式在商业和政治中或偶然或刻意地反复出现。

民众的无知是专制政体的资产，却是民主政体的威胁。托马斯·杰斐逊曾言文明国家不可能同时"既愚昧又自由"，詹姆斯·麦迪逊则坚信需要"大众信息"，因为"知识将永远统治无知"。伯克先生时而会流露出学者型公众人物常见的选择性偏见。他将美国人描绘成愚钝的宗教狂热者，将"否认气候变化"等同于"否认种族灭绝"——尽管争议焦点并非气候是否变化，而是变化原因及应对之策。他尤其厌恶唐纳德·特朗普，似乎认同2016年大选"通俄门"的叙事。

在《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发现公众人物并不如自以为的那般智慧，于是转向诗人群体。诗人同样无甚助益，他们的艺术依赖灵感——即直觉认知的灵知。伯克先生未探讨这种灵知究竟是通往知识的捷径还是无知的歧途。但他确实不认同苏格拉底最后咨询的"手艺人"和"优秀工匠"所提供的"大众信息"。然而苏格拉底发现，这些"声望较低者"在常识判断方面"反而更为优秀"。正如马克·吐温所言：“我们都是无知的，只是领域不同。”

格林先生是《华尔街日报》撰稿人，也是皇家历史学会会员。

刊登于2023年2月28日印刷版，标题为《因知识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