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遭受正义过剩之痛 - 《华尔街日报》

当1969年电视剧《文明》播出时，主持人肯尼斯·克拉克指出我们对理想事物的认知如何随时间变迁。若询问人们最重视什么，不同时代会得到迥异答案。黑太子爱德华可能推崇勇武，《克莱芙王妃》中的虚构人物会强调荣誉至上。但克拉克表示，19世纪发生了某种变化——那个时代乃至他所在年代的人们，都会认为仁慈高于一切。而今天人们不再如此回答，他们会说正义才是最重要的。

1969年的"正义"与2023年含义迥异。当时它主要是国家的美德，体现在矫正正义与分配正义的实施中。在个人层面，正直者履行契约义务而不欺诈他人。他们支付商品的合理价格，拒绝利用急需现金的卖家的困境。分配物资时，不义之徒贪婪攫取，犯下希腊人称为pleonexía（贪得无厌）的恶行——索取超过应得份额。那时的个人正义是对他人尽责，而非主张自我权利。

克拉克时代，正义在美学与道德领域还有第二重含义。错误贬低艺术家才华即是不义，如同查尔斯·狄更斯嘲讽约翰·米莱斯画作《基督在父母家中》那般，因未能公正评价画作而招致约翰·罗斯金的抨击。若以过于严苛的法律道德标准谴责本无过错者，亦属不义。雨果《悲惨世界》中，警长沙威对冉阿让的穷追虽合法却不义，而米里埃尔主教为保护冉阿让向警方撒谎的行为，反倒彰显了真正的正义。

19世纪的社会环境使善良成为至高无上的品质。工业革命带来了财富的激增，但也催生了新的城市贫民阶层。1845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本杰明·迪斯雷利在《西比尔》中分别描绘了伦敦东区的悲惨境况。这引发了匈牙利思想家卡尔·波兰尼所称的"双重运动"——资本主义生产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因社会对贫困问题的新关注而受到挑战，这种关注催生了"善良"概念的兴起。从1837年的《雾都孤儿》到1854年的《艰难时世》，狄更斯几乎开创了这一文学类型。

然而时移世易。如今善良被认为会削弱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而后者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最高准则。觉醒主义宗教以仇恨意识形态敌人为荣，将宽容过失者的善良视为恶行。正义也不再要求个人对他人承担义务。高喊"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的人们并非在忏悔过错，而是在要求更多特权。

若要探究这种转变的根源，约翰·罗尔斯及其正义理论不容忽视。罗尔斯之后，正义被赋予特殊含义——成为左翼国家向最贫困群体转移财富的美德。从这个角度看，罗尔斯式的正义与觉醒议程不谋而合。但看似革命的《正义论》对社会顶层1%的富人而言却是本自鸣得意的著作——它告诉富人只要支持向最贫困者转移财富的政党，就能保住自己的财产。至于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既不需要展现善良，其福祉也可被忽视。这深刻诠释了现代美国政治的本质。

我们已经将现代正义理念推向了极致。这让我们变得孤独且冷酷，因此需要一种纠正。我们必须始终要求国家在促进共同利益时保持公正，而极度贫困者确实值得特别关注。但如果这种公正不辅以一种摒弃了一切刻薄与自满的仁慈，那么就有问题了。

巴克利先生是斯卡利亚法学院的教授，著有《进步保守主义：共和党如何成为美国天然执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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