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去中国》书评：当古人服务于意识形态——《华尔街日报》

图片来源：Alamy/Shutterstock在《柏拉图去中国》的开篇，古典学家莎迪·巴尔特许下承诺：通过梳理中国接受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的历史脉络，她的著作将提供"观察中国文化与政治自信转型的独特视角"。她还进一步承诺深入探讨自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遭暴力镇压33年来，西方经典在中国被运用的方式。

这些承诺并未完全兑现，原因有三。首先是其历史概述流于聊天机器人式的肤浅：从17世纪初试图"用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思想让基督教更易被儒家接受"的耶稣会士，突然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接纳西方公民概念的改革者，最后草草勾勒导致天安门事件的思想激荡。

第二个失信原因在于作者对待宗教的轻率态度。她非但不提亚里士多德经阿奎那对基督教的深远影响，反而轻佻地说：“对耶稣会士而言，几乎所有古代思想家都算原始基督徒。“学界常对宗教与形而上学问题视而不见，但当这些问题在中国凸显时，这种盲点严重阻碍了她的分析。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巴奇女士对其核心叙事的局限视角。她用了五章篇幅详细阐述，在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西方古典思想巨匠来为其权力垄断提供合法性依据。她将从未踏足中国且已于1973年逝世的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塑造成故事中的反派。

这一观点存在部分真实性。在施特劳斯学派理论传入前，西方经典著作在中国曾是民主运动的思想武器。此后，深受施特劳斯思想影响的亲体制学者开始援引柏拉图对民主的批判，以此全面否定西方价值观。巴奇女士认为，这种转变源于施特劳斯提出的"隐微写作"理论——该理论主张，迈蒙尼德等古代作家通过文字迷彩包裹真实意图来避免迫害。

但此分析存在明显缺陷：柏拉图对民主的批判根本无需文字伪装，其观点始终清晰可辨。作为经历一战和魏玛共和国的德裔犹太移民，施特劳斯只是认同柏拉图的观点——民主因其缺乏客观道德秩序根基，易受暴民情绪裹挟而最终滑向暴政，实为最危险的政体形式。

柏拉图更深层的洞见在于：虽然哲学能揭示客观道德秩序，但除非统治者本身就是哲学家（而真正的哲人往往不愿统治），否则这种秩序无法成为政体基础。他的解决方案是将政治秩序建立在"高贵的谎言"之上，即通过（最好是宗教性的）信仰体系培养公民美德，同时保障哲学家提出根本性质疑的自由。

在此我们必须区分对柏拉图的两种不同解读。第一种更具尼采色彩的观点认为，高贵谎言是层烟幕，旨在向哲学家之外的所有人掩盖客观道德并不存在这一残酷（却解放性的）事实。第二种更传统的观点则认为，高贵谎言是对真实存在的道德秩序进行善意调整的尝试，以应对政治偶然性与人性的不完美。

施特劳斯学派学者对两种解读均有支持。但第一种观点因忽视晚年施特劳斯的思想而受到合理批评——在英美生活多年后，施特劳斯曾明确赞许英美自由民主制度。彼时的他已认识到，这种制度以巧妙且基本成功的方式化解了哲学所需的自由与社会政治稳定所需的约束之间的张力。

巴奇女士未作此关键区分，反而采纳了包括不少古典学者在内的批评者视角，他们将施特劳斯视为政治投机者而非学者，认为其出于犬儒动机误读古代文本。她甚至附和2004年《纽约时报杂志》的指控，声称多位施特劳斯派学者曾影响小布什的顾问，用关于伊拉克战争真实动机的"高贵谎言"欺骗美国民众。

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巴奇女士对在中国研究古典的"非政治化教授"着墨甚少，却大肆渲染"最喧嚣的公共知识分子”——那些通过从柏拉图等古典作家著作中搜寻只言片语来证明西方古代智慧与现代理想直接对立，从而为政党服务的意识形态战士。至于为何大量引用这些"思想工作者"炮制的极端卑劣谎言，其动机令人费解。除非她试图营造某种印象：这都要归咎于列奥·施特劳斯。

如果是这样，那确实令人遗憾，因为这种“思想改造”的真正前身是列宁和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开发的思想控制技术，随后被希特勒和中国的国民政府采用，最终由毛泽东将其完善至恶魔般的极致。更广阔的视角或许能揭示21世纪中国为何正变成一个连哲学家也无法向权力说真话的地方，其深层原因。

贝勒斯女士任教于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并担任弗吉尼亚大学文化高级研究所的非驻所研究员。

刊登于2023年2月27日印刷版，标题为《当古代为意识形态服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