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巴勒斯坦》评论：风暴前的风暴 - 《华尔街日报》

1937年10月，英国军队在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期间行进于耶路撒冷。图片来源：《每日快报》/盖蒂图片社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为约旦河至地中海之间领土的争夺，是一场用古老地图进行的现代战争。这场冲突何时形成了当前的格局？历史学家通常提及1917年《贝尔福宣言》——英国在该宣言中赞同在圣地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以及1947-1949年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在《1936年的巴勒斯坦》一书中，特拉维夫政治分析家奥伦·凯斯勒提出，关键节点是被忽视的以色列建国前十年的历史片段。他的论证极具说服力。

1936年初，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阿拉伯人掀起了反对犹太民族事业及其英国支持者的起义。随后三年间，这场"阿拉伯大起义"导致约500名犹太人（多为平民）和250名英国军人丧生，至少5000名阿拉伯人死亡（多数死于英国镇压）。凯斯勒指出，起义与镇压"自此铸就了犹太-阿拉伯冲突的模板"，这些事件是"巴勒斯坦身份认同熔铸的坩埚"。

自19世纪以来犹太人已成为耶路撒冷主要居民，但一战前夕仅占巴勒斯坦人口的7%。1922年国际联盟将《贝尔福宣言》纳入国际法后，犹太移民激增。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巴勒斯坦国（该地区属奥斯曼帝国），托管地的阿拉伯人迟迟未能形成现代民族意识。1919年首届巴勒斯坦阿拉伯代表大会召开时，其目标并非建立独立阿拉伯国家，而是将巴勒斯坦并入"大叙利亚"。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至少四分之一的与会领袖暗中向犹太人出售土地供定居。

随着犹太移民持续增加，土地买卖迫使阿拉伯人失去土地，阿拉伯人的反应变得更具暴力性和组织性。尽管英国建立了犹太事务局来构建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机构，但他们未能团结阿拉伯主要家族来管理一个阿拉伯事务局。然而，他们确实建立了一个穆斯林宗教权威机构，即最高穆斯林委员会，由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领导。据凯斯勒先生所述，20世纪20年代，哈吉·阿明逐渐转向“一种明显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其敌人明确指向“犹太人及其英国支持者”。

到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开始针对英国发动骚乱。1936年3月，英国高级专员阿瑟·沃科普爵士提议建立一个立法委员会，让阿拉伯多数派在其自身行政管理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然而，伦敦政府重申，托管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犹太移民。

1936年4月15日，大起义爆发，当时一个阿拉伯团伙在纳布卢斯附近设置路障，挑出三名犹太司机并枪杀了他们。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伊尔贡民兵进行报复，杀害了两名阿拉伯水果采摘工人。随后，雅法的阿拉伯人袭击了他们的犹太邻居，用刀、锤子和石头杀害了九人。英国方面则击毙了两名阿拉伯人并宣布戒严。

哈吉·阿明作为最高穆斯林委员会的首脑，宣布成立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并自任领袖，同时号召举行总罢工。他的要求包括“停止犹太移民、禁止土地买卖，以及建立一个反映该国阿拉伯人口多数的代议制政府。”罢工持续了六个月，凯斯勒称这是哈吉·阿明的“辉煌时刻”，但这也使初生的巴勒斯坦事业与规模较小但组织严密的犹太社区发生冲突，更不用说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对抗了。

犹太事务局领导人戴维·本-古里安以哈夫拉加（意为克制）政策作为回应，希望借此促使英国将犹太人武装为盟友。他还说服英国允许他在特拉维夫建立犹太人运营的港口，用于出口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农产品柑橘——其中大部分产自犹太人拥有的田地。首批货物中包含一箱献给新国王爱德华八世的雅法橙。在这个"动荡时刻"，本-古里安正朝着他毕生的目标迈进：“在政治、文化和经济各条战线上实现犹太自治”。

在哈吉·阿明秘密寻求周边政府支持后，罢工宣告终止。凯斯勒指出，这是首次"区域化"案例，成功将巴勒斯坦问题转化为泛阿拉伯议题。英国向耶路撒冷派出调查委员会，在皇宫酒店进行了50余次秘密访谈，受访者包括哈吉·阿明与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委员会建议将托管地划分为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并将犹太移民数量限制为每年1.2万人。这对阿拉伯人而言是"重大且无可争议的胜利"。魏茨曼和本-古里安将分治方案视为战略胜利予以接受，但哈吉·阿明拒绝并号召发动圣战。

起义持续发展为游击叛乱。英军动用坦克、飞机、大规模拘禁、拆毁房屋、酷刑和处决等手段镇压。随着欧洲战事临近，他们开始扩充犹太民兵队伍。凯斯勒指出，未来以色列军队的核心力量此时正"接受世界顶尖军队的大规模训练与武装"。分治在即，犹太定居者争相抢占战略要地建立定居点。

大起义的“唯一不可否认的成就”是迫使英国从《贝尔福宣言》中撤退，包括其对欧洲犹太人造成的致命后果。代价是阿拉伯经济的崩溃，大量阿拉伯“政治、商业和地主精英”的流亡，以及哈吉·阿明与纳粹德国的结盟。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以色列的前身加强了经济和社会团结，并扩大了领土要求。他们建立了中央集权机构和一支纪律严明、经验丰富的军队。在1947年犹太-阿拉伯内战爆发之前，巴勒斯坦的前身“实际上已经提前十年输掉了战争，并因此失去了大部分国土。”

凯斯勒先生曾担任《耶路撒冷邮报》的阿拉伯事务记者，以及《国土报》的编辑和翻译，他是第一个从三方（英国、阿拉伯、犹太）讲述这个故事，并使用三种语言（英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资料的人。他做了一项出色的工作，为过去和现在的困境开辟了新的视角。始于1936年的“严峻但熟悉的模式”——分治的词汇、恐怖主义和镇压的动态——在近一个世纪后仍在继续。这场冲突可能有一个赢家，或者两个输家。

格林先生是《华尔街日报》的撰稿人，也是皇家历史学会的会员。

本文发表于2023年2月11日的印刷版，标题为《风暴前的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