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与血》评论：德国的战争之道 - 《华尔街日报》

卡尔·勒希林所绘《1745年6月4日普鲁士步兵进攻》。图片来源：阿拉米图片社据传，英国传奇二战将领伯纳德·蒙哥马利元帅曾说过，只有与德国人交过手，才算真正经历过战争。无论此言是否属实，这种情绪反映了一种普遍观点——德国是一个极其军国主义的国家。甚至德国在1989年后对战争的摒弃及坚持成为"民事强国""（其官方信条的一部分），也强化了这种历史叙事。还有哪个国家会认为需要以这种方式重新定义自己？

传说德国人长久以来就表现出好战倾向，尽管多年来对其好战性提出了诸多解释：对包围的恐惧、缺乏易守难攻的边界、周边环境敌对、维持势力均衡领导地位的负担。对许多人而言，德国就像一幅讽刺画：这个国家在19世纪末由军国主义的普鲁士（充斥着士兵与严明纪律）统一，并在20世纪发动了两场以彻底失败告终的世界大战。

在《铁与血》一书中，牛津大学教授彼得·威尔逊力图拓宽我们的视角，避免简单的决定论或简化刻板印象。通过将叙事性概述与主题分析（涉及武器、组织及战争文化）相结合，他特别指出：将德国视为天生好战——因而比其他现代国家更容易接受威权主义——实则排除了德国复杂历史中的诸多面向。

威尔逊先生指出，传统观点将一种模板强加于德国历史之上，这种模板仅在1866年后才形成，当时普鲁士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关键的德意志邦国，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和德国战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相反，他回溯到16世纪，追溯"德语民族"直至今日的军事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引人入胜，并提醒我们战争对现代欧洲的塑造有多么深远。

几个世纪以来，德语民族的核心是神圣罗马帝国——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强大邦国和公国的联合体。在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作为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崛起的时期（即所谓"早期现代欧洲"时期），神圣罗马帝国抵制了统一。哈布斯堡家族直接统治了帝国的三分之一领土，但其余部分需要其他王公的合作。帝国的疆域从莱茵兰延伸到波希米亚，有时还包括低地国家和瑞士。

威尔逊强调，帝国权力高度分散，和平被视为常态，战争则是不受欢迎的例外。由王公担任的"战争领主"职位并不代表好战的社会，而是标志着"合法的政治权威"，威尔逊先生说，这种权威确实可以行使军事权力，但不一定用武力实施专制控制。军国主义"既不是最终目的地，也不是单一的发展轨迹"。

哈布斯堡的势力在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查理五世统治下呈指数级增长，他们利用这种力量来遏制内部冲突。事实上，农民战争（1524-25年）是德国在1848年之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民众起义。即使是新教改革引发的宗教动荡，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上产生的冲突也比其他地方少。这并不是说德国士兵采取了旁观者的角色。王公们经常将他们的军队（因其勇气和技能而受到赞赏）租借给其他国家：例如，瑞士长矛兵为法国和西班牙作战。威尔逊先生说，这种"外国"服役使士兵获得了战场经验，磨练了战术，提高了效率。

对威尔逊先生而言，正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开启了德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时代。这场帝国内战由新教诸侯寻求脱离维也纳自治（即便不是彻底独立）所引发。冲突始于波西米亚，皇帝在那里赢得了早期战役并重新推行天主教。但战事拉锯多年，双方都过度扩张，外部势力也介入其中。统治者经常无力支付军饷和补给，导致军队劫掠成风——所谓"自由驻屯"——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力。最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带来了和平，确认了诸侯的自治权。

对威尔逊先生的论述脉络更为重要的是，这数十年间职业军队的发展。传统上军事力量都是临时征召再行解散。如今统治者建立了由税收供养的常备军，并通过训练与操演进行约束——这是必然选择：火药武器需要协调齐射，因其装填耗时且难以精确瞄准。协同作战需要专业训练与指挥。

但帝国面临多重威胁，单一作战方式难以应对。17世纪的大敌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其军队在1683年著名的维也纳之围中惨败。巴尔干山区的作战需要临机应变与非正规战术。尽管如此，哈布斯堡王朝总体上采取谨慎防御策略，从不冒险让全军突进，而是依托要塞、道路和天然屏障（山脉、河流）必要时撤退，谋求长期消耗。相比之下，人口更少、财力更弱且无险可守的普鲁士，则发展出以迅猛打击震慑敌人、速战速决的战争学说。

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约1870年。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普鲁士在17世纪末崛起为一股势力，但奥地利直到1815年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主导力量。腓特烈二世的功绩为普鲁士赢得了军事声誉，他试图效仿其英雄（尤其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大胆，在1740年玛丽亚·特蕾莎登上奥地利王位时入侵西里西亚。他的“前置”战略依赖于早期的决定性胜利，以避免持久冲突。七年战争很快又引发了一轮战斗，尽管最终使腓特烈陷入防守并几乎导致失败。偶尔的辉煌战役掩盖了普鲁士成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更广泛的环境——例如盟友的支持和外国资金。甚至腓特烈也决定不再冒这样的风险。

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困扰“德语民族”以及许多其他民族的是法国人。法国大革命后的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使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盟友处于不利地位。在法国，征兵——全面动员——使得特别激进的战术成为可能，拿破仑还从法国以外招募人力（以及资金），效果显著。他于1806年废除了神圣罗马帝国，将莱茵兰诸国变成法国的卫星国，并将战败的普鲁士降为次要地位。

威尔逊先生指出，奥地利人约瑟夫·拉德茨基如何制定消耗战略击败拿破仑的部下并削弱法国势力。在德意志诸邦尤其是普鲁士，拿破仑时代的战败与挫折促使军队重建与反思（普鲁士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部分源自对法作战经验）。法国在俄国的惨败与英国的大规模援助引发了1813-15年的解放战争，最终将拿破仑逐出德意志并推翻其政权。1815年由奥地利和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邦联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威尔逊强调，在全面汲取法国大革命教训后，1815年后的军队成为了"随时准备镇压内部反抗的秩序守护者"。

1866年普奥战争使哈布斯堡王朝退出德意志舞台，1870年普法战争以攻陷巴黎告终，最终促成普鲁士主导的新德意志帝国成立。威尔逊认为，德国统一打破了欧洲均势，在俾斯麦所谓"铁与血"的胜利凯歌之下，潜藏着对自身脆弱的深刻认知。德国根本无力维持长期"人民战争"，必须速战速决——这原本就是普鲁士的战争哲学。

两次世界大战恰恰印证了德国领导人长期担忧的持久战噩梦：1914年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冒险（且失败）的速胜法国计划尚未实施便在东线对俄作战中破产；一代人之后，希特勒的闪电战术在1940年所向披靡，却很快在俄罗斯遭遇灭顶之灾。辉煌战役与创新战术背后，是达成政治目标所需战略思维的严重缺失。两场战争中，军事必要性始终凌驾于文官监督与国际法准则之上。

1945年的彻底战败暴露了德国军事天才的谬误，但威尔逊先生引人入胜且全面的编年史提醒我们，该国自诩的声誉无论如何都是近代才形成的，且未能涵盖许多与普鲁士无关的日耳曼传统——而普鲁士的统治地位仅维持了有限时期。还原德国军事史的复杂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这在当前时刻尤为可贵：当欧洲再次炮火纷飞之际，德国正就自身应扮演的角色展开辩论。

海伊先生是《利物浦勋爵：政治生涯》的作者。

本文以《德国战争方式的多样性》为题发表于2023年2月11日的印刷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