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球事件令人想起冷战危机——《华尔街日报》

时机不当的空中侦察任务在第一次冷战期间是地缘政治紧张的常见诱因。1960年5月，苏联击落了中央情报局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侦察机，当时距离巴黎峰会召开仅剩数日。美国最初谴责俄方击落行为，坚称该机正在执行气象监测任务，因偏离航线误入苏联领空（听起来耳熟吗？）。这一事件对东西方关系造成严重影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巴黎会议上激烈抨击。旨在缓和冷战的会谈随之破裂。

接着是查尔斯·莫尔特斯比少校事件。

1962年10月27日，这名美国空军军官驾驶另一架U-2从阿拉斯加起飞，执行收集苏联近期核试验大气微粒的任务。起飞后不久，在恶劣天气条件下，他的飞机确实偏离了航线——驾驶舱无线电传来喧闹的苏联民乐时，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已深入苏联领空300英里。

时机糟糕至极。当时正值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阶段，两周前美国刚通过成功的侦察任务发现苏联在加勒比海岛部署导弹基地的证据。

当日下午，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不得不致电肯尼迪总统汇报：在这个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任何误判都可能引发核灾难，而一名倒霉的美军飞行员已误闯禁区，触发了苏联米格战斗机的紧急升空。

肯尼迪的回应冷静中带着一丝无奈：“总有那么个混蛋没收到消息。”

值得庆幸的是，莫尔特斯比在可能引发灾难性拦截前成功脱身，随后一周美苏达成协议，结束了冷战时期最严重的危机。

某些事件似乎印证了卡尔·马克思关于历史重演的论断——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成了闹剧。

与这两次近乎悲剧的戏剧性时刻相比，上周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倒显出几分滑稽。或许是因为气球让人联想到儿童生日派对，又或是在高超音速战机时代显得过时的充气装置，总之它总能引人发笑。尤其当我们想起鲍尔斯曾在苏联劳改营关押一年，而这次我们只需扣押一堆中国设备时，反差感更强烈了。

但历史同样告诉我们，在全球紧张局势升级时期，此类事件仍可能对国际关系产生超乎寻常的影响。间谍活动虽属常态，但这类事件能折射并放大政治领导人在博弈中的焦躁心态，而双方的反应将决定博弈走向。

在掌握更多细节前，我们不必急于谴责拜登政府的应对措施，但表面看来确实行动迟缓。据报道他们早在事件曝光前数日就发现气球，却打算任其飘越美国领空——很可能持续向中国传回图像——最后才予以击落，这种处置难辞其咎。

但更关键的问题或许是，这一事件揭示了中美两国对彼此军事实力的认知变化，以及双方为确保优势（甚至生存）所愿承担的风险。

1960年，美国对苏联的军事能力日益警惕，并在评估过程中不断加大军事和外交冒险。当时距离斯普特尼克一号发射仅三年，该事件彻底改写了美苏技术实力对比的评估。

对苏联而言，鲍尔斯事件直接导致了两年后的古巴导弹危机。根据解密史料，我们现在知道赫鲁晓夫当时正遭受克里姆林宫强硬派的猛烈抨击。

马克斯·黑斯廷斯关于该危机的新著披露，赫鲁晓夫的核心幕僚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认为，苏联领导人对鲍尔斯事件的处理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与和平前景。

“由于他（赫鲁晓夫）的失误，我们付出巨大努力才实现的东西方紧张局势缓和至少倒退了十五年，“米高扬在多年后写道。这位苏联领导人最终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推翻。

这次不会重演古巴危机。但当习近平审视国内政治地位、评估可能的对台行动窗口、权衡美国威慑与反应意愿时，这位中国领导人是否正像冷战前辈那样加大赌注？他是否如1960年的艾森豪威尔，因担忧技术劣势扩大被迫冒险？抑或像1962年的赫鲁晓夫，受国内压力驱使要在尚有行动空间时夺取主动权？

我们可能没有15年的时间来查明真相。

1960年8月18日，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莫斯科圆柱大厅受审。照片：Uppa/Photoshot/Zuma Press刊登于2023年2月7日印刷版，标题为《中国气球事件唤起冷战危机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