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顿故居博物馆：一个人的世界主义城堡——《华尔街日报》

莱顿别墅 摄影：德克·林德纳/RBKC伦敦

东方主义——这种由帝国塑造的审美趣味从未像今天这般遭受冷遇，至少在学术界与评论界如此。1978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谴责这种风格不道德且充满帝国主义色彩。但它也曾是四海一家的象征，是最初的文化多元体现。

位于伦敦西区肯辛顿的莱顿别墅便是绝佳例证。这座红砖宅邸是维多利亚时代画家弗雷德里克·莱顿居住三十年的居所，其核心建筑阿拉伯厅堪称惊艳的融合之作，将阿拉伯、土耳其与波斯的古董陶瓷、木雕工艺与莱顿英国同代人的创新设计完美结合。历经四十年修复工程竣工后，自1900年命名的莱顿别墅博物馆成为对当下潮流的反驳——更不用说它既是维多利亚时代品味的华丽丰碑，也是现代工作室住宅兼故居博物馆的雏形。

莱顿（1830-1896）是杰出艺术家与社交名流，他的画作与雕塑代表着学院派叙事风格的巅峰，正是这种风格激起了新一代现代主义者的反叛。其1895年作品《炽热的六月》（现借展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一位雕塑般的红发女子舒展着童话般的秀发，沉睡在古地中海某处的露台上。但莱顿真正的杰作是莱顿别墅。1865至1895年间，他与建筑师乔治·艾奇逊分四阶段合作，集结其他才华横溢的朋友，共同完成了一场室内设计的集体实验，也是一部用物件写就的私人自传。

这座建筑的临街立面是典型的中期维多利亚风格红砖结构，带有唤起瓦萨里所描述的文艺复兴时期工作室住宅的柱廊和浮雕装饰。花园立面的巨型工作室窗户和希腊饰带则源自莱顿在巴黎见过的现代工作室。穿过一个装饰着1860年代唯美主义风格的入口大厅——深色木材、素描和版画——访客便进入了一个铺满瓷砖、双层挑高的中央大厅，阳光从上方倾泻而下，厅内摆满了东方纪念品，包括一只填充孔雀标本。左侧，经过莱顿的青铜纳西索斯雕像后，喷泉的叮咚声将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引向阿拉伯厅。

工作室及冬季工作室内景摄影：德克·林德纳/RBKC莱顿在1860年代至1870年代初多次前往君士坦丁堡、开罗，特别是大马士革，购得数百件阿拉伯和波斯陶瓷。他的好友如探险家理查德·伯顿等人也为其收藏增色不少。1877年，即莱顿就任皇家艺术学院院长的前一年，他与建筑师艾奇逊开始建造阿拉伯厅——这个双层挑高的扩建部分灵感源自西西里中世纪诺曼宫殿拉齐萨的宴会厅。

艾奇逊设计了环绕中央喷泉水池的庞贝风格马赛克地坪，并用黑色木构件框住莱顿收藏瓷砖的明艳蓝、紫、绿色调。金色穹顶由四根雕花木钟乳石柱支撑，中央黄铜枝形吊灯与狭小窗户投射的间接光线交相辉映。陈列的花瓶产自波斯，马什拉比亚（深色透雕木制封闭阳台）可能来自开罗。马赛克饰带由沃尔特·克莱恩创作，他后来为奥斯卡·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与其他故事》（1888年）绘制插图。整体效果令人想起吉卜林笔下"超越东方的华美"，充满强烈的梦幻感，其感官上的统一性掩盖了元素的多样性。

阿拉伯大厅喷泉下的倒影池与中央大厅的《纳西索斯》雕像相呼应。陶瓷艺术家威廉·德·摩根设计的更多瓷砖作品，将阿拉伯大厅的装饰主题延伸至走廊与楼梯间。平台通向以叶绿色丝绸装饰墙面的丝绸厅，丁托列托的《威尼斯贵族肖像》曾悬挂在壁炉上方。

一扇小门通往莱顿进行绘画创作和艺术品交易的宏伟工作室。帕特农神庙浮雕的复制品俯视着地毯、纺织品和他成摞的油画草稿。靠窗长椅摆放着威廉·莫里斯图案的靠垫，以及莱顿的素描稿和模型合集。1889年，因不堪伦敦雾霭的昏暗光线，莱顿增建了铁柱支撑的玻璃冬季画室。随着冬季画室的修复，游客终于能如莱顿所愿体验这座宅邸，并像当年模特们那样通过佣人楼梯进入画室。

1896年藏品拍卖后，莱顿作为鉴赏家的声誉受损。到1925年，他的"私人艺术宫殿"沦为儿童图书馆，墙面被粉刷成白色，画室变成日光灯照明的演讲厅。1970年代末启动修复后，阿拉伯大厅通过The Stranglers乐队《Golden Brown》(1982)和Spandau Ballet乐队《Gold》(1983)等音乐视频重回公众视野。

冬季画室照片：迪克·林德纳/RBKC当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从有前途的前拉斐尔派画家蜕变为广受欢迎的感伤主义画家时，他购置了一栋灰泥豪宅，其内部装饰效仿其赞助人的乡间别墅风格。相比之下，弗雷德里克·莱顿则将自己塑造成风格融合大师，将异域潮流驯化为家居美学。莱顿故居博物馆是凝固莱顿时代与自我认知的时间胶囊，更成为后世艺术家工作室博物馆的范本——从罗丹（巴黎）到温斯洛·霍默（缅因州斯卡伯勒）再到杰克逊·波洛克与李·克拉斯纳（纽约东汉普顿）。这座宅邸工作室的复兴令人欣喜，亦揭示个人独创性如何服务于另一种艺术理想：公众形象。

格林先生是《华尔街日报》撰稿人及《华盛顿观察家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