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未爆的人口炸弹 - 《华尔街日报》

道布尔戴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名为《亚洲人太多》的书，这样的书名在当今时代绝无可能面世。作者约翰·罗宾斯宣称"若人类还想拥有未来"，西方必须确保未来亚洲新生儿数量减少。那一年是1959年。

罗宾斯只是当时众多智库、政府援助组织、国际发展专家、环保主义者、零增长倡导者、末日预言家和慈善人士中的一员，他们都把人口控制视为解决贫困的良方。中国近期公布去年人口减少85万，这是自1960年代大饥荒以来首次录得负增长，引发各界对人口下降带来社会经济挑战的热议。但鲜少有人意识到，所谓"中国母亲生育威胁国家繁荣"的论调，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有害的西方舶来品。

这绝非夸大其词。1977年，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用类似阿尔·戈尔式的末日论调宣称，人口增长是仅次于热核战争的全球最严峻问题。他表示，人口增长甚至可能更危险，因为它"不由少数政府掌控，而是取决于数亿为人父母者的个体选择"。

毛泽东本人对此也充满矛盾，既认同马克思将人口过剩视为资本主义问题的观点，又倾向于将中国庞大人口视为国力象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中国与许多曾推行节育政策的亚洲邻国一样，正通过经济激励措施鼓励生育。但人口下降趋势一旦形成，几乎不可逆转。

1974年，《纽约时报》在一篇关于布加勒斯特联合国世界人口会议的报道中总结了当时的主流观点。该报称，“富裕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达成的共识"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人口过剩"可能导致世界资源（尤其是粮食）过度紧张”。

这一正统观念得到了当时几乎所有专家的呼应：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出版方）、人口研究所、保罗·埃利希、莱斯特·布朗和世界观察研究所等。当里根政府成员反驳说人口增长并非贫困的根源时，他们被抨击为乡巴佬。赫布洛克发表了一幅漫画：酒足饭饱的罗纳德·里根举着"世界人口政策"的横幅，脚下是汹涌的贫困人海。

向中国推行人口控制的西方组织通常否认他们支持由此产生的强制手段。但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强烈反对。如果你认同不受政府控制的人口增长是生存威胁这一观点，而人们又不愿主动停止生育，那么强制手段显然是下一步——这在中国等非民主国家实施起来要容易得多。

一个例子：1983年，在北京威胁要禁止斯坦福大学学者入境后，该校将博士生史蒂文·莫舍除名。现任人口研究所所长的莫舍先生在中国农村调研时，发布了怀孕中国妇女（有些已怀孕七八个月）被带去做强制流产的照片。正如《华尔街日报》社论对斯坦福决定的评论：“从未有人对莫舍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揭露的事实真实性提出过重大异议。”

当时仅有少数孤独的声音——包括本专栏——反对对中国妇女的暴行，并坚持认为阻碍中国发展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而非中国婴儿。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他提出人类不仅是消耗资源的"口"，更是创造价值的"脑"，而人脑是"终极资源"。1981年他在同名开创性著作中系统阐述这一观点时，北京正全力推行独生子女政策。

西蒙指出，从几乎所有物质指标——预期寿命、每日卡路里摄入量、粮食产量——来看，人类生活都在改善而非恶化。1985年他补充预测：若中国拥抱自由市场，很可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看看今天的局面便知。

上周《纽约时报》刊发题为《为何中国人口萎缩拉响警报》的报道，揭示了中国人口下降的多重恶果：支撑老龄化社会的劳动力减少、“数亿中国女性"被迫堕胎、女婴短缺导致大量男性面临终身单身、全球经济成本上升等，且无简单解决方案。

这些观点全部正确。若五十年前传递的是这样的讯息——或许还能改变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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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中国阜阳一名产科护士正在为新生儿做健康检查。照片：谢尔顿·库珀/祖马通讯社刊登于2023年1月24日印刷版，标题为《是否存在"太多亚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