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者花园》评论：大屠杀的无名英雄 - 《华尔街日报》

纪念阿里斯蒂德斯·德·索萨·门德斯的展览。图片来源：约翰·西乌利/洛杉矶大屠杀博物馆供图1940年6月，葡萄牙驻法国波尔多总领事阿里斯蒂德斯·德·索萨·门德斯从办公室窗口望出去，看到犹太男女老幼如潮水般涌上领事馆的人行道。希特勒军队以惊人速度攻占法国后，这些因纳粹种族法而失去国籍的犹太人，正苦苦哀求领事馆签发前往葡萄牙——以及自由——的过境签证。

索萨·门德斯内心激烈挣扎。总理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已明令禁止发放此类签证，意图将难民困在原地，成为纳粹逮捕并遣送至集中营的目标。索萨·门德斯深知这些签证是他们唯一的逃生机会，但也明白违抗萨拉查意味着职业生涯终结，他将无力抚养15个孩子。

这种两难抉择——是遵从良知而冒险，还是执行危及他人的命令——正是理查德·赫罗维茨《义人园：大屠杀中冒死拯救犹太人的英雄们》一书的核心主题。这位独立历史学家记录了十个震撼人心的营救故事，其中包括十名英国战俘联手拯救一名16岁集中营逃生的少女。

这些救助者后来都被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亚德瓦谢姆授予"国际义人"称号。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奥斯卡·辛德勒与劳尔·瓦伦贝里，但赫罗维茨着重呈现的是读者相对陌生的英雄。他们皆非犹太人，却都为拯救犹太人甘冒奇险。这些勇气之举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是什么促使他们采取行动，而非像许多其他人那样，在沉默的共谋中袖手旁观？宗教信仰是激发同情心的一个催化剂。苏萨·门德斯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决定在法国的最后几周尽可能多地签署签证，并公开向领事馆外的难民人群宣告：“我宁愿与上帝站在一起对抗人类，也不愿与人类站在一起对抗上帝。”随后，他签发了大约1,575份签证（有统计称实际数字更高），从而拯救了许多否则会在大屠杀中丧生的人。作为惩罚，萨拉查剥夺了他的职位和财产。苏萨·门德斯去世时身无分文，但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基督教的真正教训是爱邻如己。”

信仰也激励了雅典大主教达马斯金诺斯的努力。胡罗维茨先生告诉我们，他是“欧洲教会中唯一一位正式谴责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领袖”。大主教敦促他国家的教会隐藏犹太人，并积极与雅典警察局长安杰洛斯·埃弗特合作，签发了数千份希腊东正教洗礼证书和伪造的身份证。该国战前79,000名犹太人中，只有5,000人在大屠杀中幸存；达马斯金诺斯及其网络拯救了其中许多人。

对于欧洲马戏团老板阿道夫·阿尔托夫来说，促使他提供援助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种道德责任感。从1941年到战争结束，阿尔托夫在他的约90名杂技演员、小丑、驯兽师等组成的巡回剧团中，庇护了犹太马戏表演者艾琳·丹纳和她的家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落入杀人犯的手中，”阿尔托夫谈到丹纳和她的家人时说，“那样的话，我自己也成了杀人犯。”尽管在纳粹欧洲的巡演路线中，每一站都要接受盖世太保的检查，阿尔托夫还是经常为这个处于危险中的家庭安排临时藏身之所，藏在马戏团的动物之间、干草捆后面或大篷车的壁橱里。他还擅长用美酒和马戏生活的迷人故事分散盖世太保对他团队的搜查注意力。这些都是高风险的行为，既让藏身者，也让阿尔托夫自己面临被捕和处决的危险。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特别。“我只是尽了我的责任，”他说，“并保护了托付给我们的人。”

这种对人类更深层的责任感也贯穿在波兰天主教护士兼社会工作者伊蕾娜·森德勒的故事中。当看到40万犹太人被强行塞入的狭小华沙隔都内疾病肆虐、食物严重短缺时，她深感震惊，随即组织团队通过一切可能手段——从将孩子藏进垃圾袋、用灵车运送服过镇静剂的儿童到通过下水道系统转移——成功营救了约2500名犹太儿童。森德勒团队随后为这些孩子提供化名的假证件，将他们安置在新家庭或各类孤儿院、修道院等宗教机构中。森德勒用密码记录下孩子们的原名清单，确保他们有朝一日能重拾身份认同，并将这份生死攸关的名单封存在埋于同事花园的牛奶瓶里。

纳粹逮捕并严刑拷打森德勒，判处她死刑；直到最后时刻，一名被贿赂的狱警才使她免于处决。肉体创伤伴随她余生，道德使命感亦然。她回忆父亲教导：“当有人溺水时，伸出你的手。我只是试图向犹太人民伸出援手。”

这些志士共同的信念是：每个人都值得尊重。正如阿尔托夫所言：“我们马戏团人不分种族或宗教。“这既是应时的，也是永恒的普世箴言。

科尔女士是回忆录《剧痛之后：新生》的作者。

出现在2023年1月23日的印刷版中，标题为“大屠杀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