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尚未确认谁泄露了推翻罗诉韦德案意见草案——《华尔街日报》

最高法院的泄密事件是对这个严格管控审议程序的机构一次严重违规行为。图片来源：JOSHUA ROBERTS/REUTERS华盛顿——最高法院周四表示，经过数月调查仍未能查明是谁在5月份泄露了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书草案，这是自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的草案意见公布次日宣布启动调查以来的首次公开声明。

“调查团队迄今未能根据优势证据标准确定责任人，“法院未署名的声明中使用了民事诉讼最低证明标准的法律术语。

随声明一同发布的还有最高法院安保官盖尔·柯利调查报告的公开版本。

报告称，除九位大法官外，另有82名法院工作人员接触过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诉多布斯案中的阿利托草案意见，该草案主要内容与6月法院最终废除宪法堕胎权的判决一致。报告指出，少数员工承认违反保密规定，向"配偶或伴侣透露过多布斯案草案意见及投票情况”。

报告未表明是否接受了法官本人的访谈。法院女发言人未回应有关调查的询问。

数十名法院工作人员曾接触过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的意见书初稿。图片来源：J·斯科特·阿普尔怀特/美联社法院附上了前联邦巡回法官、国土安全部长迈克尔·切尔托夫的声明，他受托对柯利女士监督的调查进行独立审查。

切尔托夫表示，柯利及其团队"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进行了彻底调查”，并提出了防止未来泄密的建议，例如限制文件访问权限、采用类似出版商限制书稿预印本流通的软件。切尔托夫拒绝进一步置评。

部分人士认为报告存在缺陷。

“多布斯案泄密者至今未被查出令人深感不安，“曾在最高法院辩论案件的得州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在推文中表示，“最高法院依赖信任进行审议，此次泄密严重损害了法院正常运作的能力。”

左翼倡导组织"要求正义"执行董事布莱恩·法隆指出：“法院需立即说明调查是否包含对法官的询问。若大法官本人被排除在调查范围外，将彻底动摇整个调查的可信力。”

五月的泄密事件虽然不一定违法，但在这家严格控制审议程序的法院中，这是一次极其严重的违规行为。

《华尔街日报》上周报道称，调查人员已将调查范围缩小到少数嫌疑人，包括法律助理，但尚未最终确定责任人。

报道指出，尽管调查人员锁定了一些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但由于证据不足以"断定任何特定个人应对此次披露负责”，因此没有透露他们的身份。

周四的报道明确表示，调查已基本结束。

“调查人员继续审查和处理已收集的一些电子数据，还有少量其他调查尚未完成。如果进一步调查发现新证据或线索，调查人员将继续追查，“柯利女士写道。

法警报告称，没有证据表明外部人员入侵了法院的计算机系统以获取草案。报告称，调查人员"对97名员工进行了126次正式访谈，所有人都否认泄露了意见书”。调查重点集中在法律助理（协助大法官工作一年的法学院应届毕业生）和法院的正式员工身上。

报告称，调查人员"从所有接触过意见书草案的人员处收回了法院发放的笔记本电脑和移动设备”，但没有发现相关信息。报告补充说，在被要求"尽最大努力自愿提供特定时间段内个人设备的通话和短信详细记录及账单"的所有员工中，也没有发现任何相关信息。

柯莉女士表示，新冠疫情造成的混乱使得泄密事件更有可能发生。

报告称：“疫情及随之而来的居家办公能力扩展，加上法院安全政策的漏洞，创造了一个环境，使得敏感信息太容易被带出大楼和法院的IT网络，增加了故意和意外泄露法院敏感信息的风险。”

盖尔·柯莉是一名律师和前陆军军官，负责监督法院的内部警察部队。照片：美国陆军/美联社报告称，调查人员获得了外部帮助进行法证分析，包括对Politico发布的文件进行检查以寻找线索，以及"对调查相关物品进行指纹分析”，但没有找到匹配结果。

柯莉女士的报告暗示调查人员考虑了一些可能的动机，寻找"违反保密规定、不满情绪、声称[压力]、对法院裁决的愤怒等"，报告称。

他们还"仔细评估了人员是否有理由出于战略考虑泄露法院的裁决草案"，即认为其公开可能会改变或巩固投票以影响案件的最终解决。

报告称，调查特别关注了员工可能与记者的联系，包括对泄密事件后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法律助理的猜测。

报告称，调查人员"特别审查了与任何同Politico有关联人士的接触"，并"评估了社交媒体上关于可能泄露文件者的广泛公开猜测"，但未发现任何实质性证据。

去年Politico公布意见草案次日，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指派柯利女士牵头调查。调查人员6月要求大法官助理接受问询并上交手机，促使当时在任的36名助理中多人寻求法律顾问。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问询有时简短流于表面，仅包含"是否参与泄密？是否知晓可能泄密者？“等几个问题。调查人员部分依据法院雇员公开信息构建推测。

身为律师和前陆军军官的柯利女士负责管理最高法院内部警力，这支编制189人的队伍主要职责是巡查法院辖地及保护大法官。知情人士称，因内部警力缺乏复杂调查经验，法院引入了政府外部调查力量。

周四报告大部分内容用于阐释法院保密制度，强调泄密事件如何违反规定。

报告引述的行为准则指出：“每位法律助理对任命大法官、其他全体大法官及法院机构负有完全保密、准确和忠诚的义务”，并注明所有新任助理均签署保密协议。

“除非得到法官授权，书记员必须避免对未决案件中法官可能采取的行动透露任何暗示，”该准则指出，“例如，必须严格抵制与朋友、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讨论未决或已判决的有趣细节的诱惑。”

报告指出，可能已违反多项关于未经授权披露政府信息的联邦法规。报告补充说，如果任何受访者向调查人员撒谎，这可能构成刑事起诉的依据——这是执法部门在缺乏足够证据对基本罪行提出指控时常用的途径。

柯利女士提供了调查已确认的部分细节。“他们发现某些员工在获得批准后将文件草稿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其他员工。尽管当时法院计算机记录保存的技术限制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未发现任何人将意见草案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他人的证据，”她写道。

“无论是否有人被确认为泄密来源，法院都应采取行动制定并实施更好的政策来管理法院敏感信息的处理，并确定最佳的信息技术系统以确保安全和协作，”报告总结道。

致信杰斯·布拉文，邮箱：[email protected]

刊登于2023年1月20日印刷版，标题为《最高法院调查未能确认泄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