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作品：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的《碎片》——《华尔街日报》

时间来到1981年，在布雷特·伊斯顿·埃利斯的最新小说《碎片》中，17岁的高中生布雷特·埃利斯就读于洛杉矶名校巴克利中学。他与班上最受欢迎的女生黛比约会，与返校节国王和王后汤姆、苏珊是挚友，这群天之骄子的生活在一连串优雅的泳池派对中展开。布雷特怀揣秘密——他其实被男性吸引，正和几位男同学保持着隐秘关系；同时他正在创作一部名为《零度以下》的小说，犀利剖析自己所在的富裕阶层——但仅这些伪装尚不足以打破特权阶层的平静表象。直到两起离奇事件接踵而至：一是转学生罗伯特·马洛里的到来，这位俊美却精神不稳定的少年在布雷特的小团体中制造裂痕；二是代号"拖网杀手"的连环杀人魔开始肆虐圣费尔南多谷，多名青少年惨遭杀害肢解。

这些元素构成了埃利斯先生笔下这部笨拙却引人入胜的"弗兰肯斯坦式"小说——将看似典型的自传体回忆与耸人听闻的恐怖小说嫁接在一起。时年四十岁的布雷特在《零度以下》与《美国精神病人》引发的舆论风暴平息后，声称终于准备好揭露"高中最后一年的创伤"以"厘清真相"。但他所谓的坦白却与血腥恐怖片的浮夸套路交织，形成真诚与不可靠并存的微妙双人舞。

这一切都显得异常诡谲，但对于熟悉这位作家的读者而言，又带着令人安心的熟悉感。埃利斯先生并非单纯描绘80年代洛杉矶雅皮士的生活，而是如同魔术师念咒般唤醒了那个时代——乐队名（Devo、Go-Go’s、Blondie）、豪车（布雷特开奔驰450SL，罗伯特驾黑色保时捷）与高端社区（西木村、贝莱尔、世纪城）构成了他的召唤术。在这片浮华中，他重新植入了其前作标志性的惊悚元素：安眠酮与烈酒、性威胁与色情暴力的爆发。《碎片》中半带讽刺的怀旧情绪，与其说是回溯那个时代本身，不如说是重现埃利斯为小说创作而戏剧化的时代镜像。

必须承认，这赋予了本书鲜明的同人小说质感；若非深谙埃利斯式美学，很可能会感到疏离。但若是忠实读者，则会惊叹于作者对自身经历与作品体系的颠覆性重构。戏剧核心在于那种特权阶级特有的空洞眼神——埃利斯在《零下的激情》中捕捉到的"将麻木视为美学"的姿态。布雷特在《碎片》中宣称自己终于揭开了击碎冰冷表象的恐怖与执念暗流。可当他的故事愈发癫狂失真时，那份情感坦率的伪装，反而成了其以颠覆性写作闻名的职业生涯中又一挑衅式的诡计。

希瑟·达文特的首作《我们对朋友做的事》是对校园惊悚类型的重塑，该流派由埃利斯与其本宁顿学院校友唐娜·塔特发扬光大。来自英国工薪阶层的克莱尔到爱丁堡附近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攻读艺术史，逐渐融入以热情洋溢的塔比莎为首的伦敦富家子弟圈。对克莱尔而言，这个小团体的魅力完全抵消了塔比莎为掌控朋友使出的赤裸操控手段。当塔比莎的真实意图显现时，克莱尔甚至选择配合：这个计划通过为怀疑丈夫不忠的妻子们设立"美人陷阱"业务，向自己不负责任的父亲复仇——而克莱尔将成为诱饵。

自然，随着塔比莎承担更危险的任务，该方案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与此同时，克莱尔叙述的可靠性因其年轻时一桩丑闻的缓慢揭露而受到质疑。达文特女士并未试图在此标新立异：随着过往秘密被揭露、次要角色获得意想不到的核心地位以及朋友间的权力格局发生逆转，她的故事呈现了所有意料之外的转折。层层叠叠的欺骗需要梳理，以至于在我看来，高潮结局失去了锋芒。但作为悬疑小说的处女作，这部作品节奏明快、构思巧妙且令人满意。

在卡珊娜·考利的第一部小说《生存主义者》中，一位名叫阿瑞萨的初级律师遇到了她梦寐以求的男人亚伦。他英俊幽默，拥有布鲁克林的一栋褐砂石住宅，并经营着自己的第三波咖啡公司。唯一的问题：他的室友兼商业伙伴是一个顽固的世界末日准备者。阿瑞萨还是决定搬去与他同住，但在他长期出差期间，她发现自己被灌输进了“准备”生活方式——建造掩体、练习武术、食用优化大豆蛋白，哦对了，还有午夜跑去买卖枪支。

这些元素本可以构成另一部惊悚小说，但值得称赞的是，考利女士主要将生存主义视为展现犀利喜剧的契机。阿瑞萨的朋友警告她，准备者可以“摆出一副体面的面孔。但当世界末日来临时，他们会开枪。”阿瑞萨容易接受准备者的信条，并非因为她恐惧末日，而是因为她确信自己将被律师事务所解雇，多年来事务所一直以合伙人的承诺吊着她。“当律师起初是一份职业，最终却成了一种血型，”考利写道。当她以绝妙的冷幽默调侃那些痴迷末日的滑稽行为时，她将愤怒留给了那些让员工处于偏执竞争状态的吸血商业行为。保住工作、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所、组建家庭——这才是21世纪生存主义的真正含义。

出现在2023年1月14日的印刷版中，标题为《预科学校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