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的边缘》评论：边界之争 - 《华尔街日报》

英格兰沃尔顿峭壁上的哈德良长城遗迹。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从美墨边境到喜马拉雅分水岭，从欧盟边缘到中国防火墙的虚拟屏障，边界正在重新成为焦点。当然，边界从未真正消失。人类始终是领地性动物，用气味、铁丝网或尖桩篱笆标记疆界。边界勾勒出一幅心理地图：作为物理与政治事实，它将家园与蛮荒之地分隔。正如《创世纪》所示，整个人类历史都发生在第一道边界——伊甸园之东的外域。

边界与我们如影随形，却又不断变迁。漫长的平静期后，入侵者可能突然如潮水般涌过边界。这时必须守住沙地上的界线，或以鲜血——最好是异族之血——重新划定。

即便没有护照，也有多种方式理解边界。苏格兰记者詹姆斯·克劳福德在《平原的边缘：边界如何塑造与撕裂我们的世界》中选择了风景路线。他从最古老的边界考古证据开始：约公元前2400年竖立在"曾经繁茂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界碑。其楔形文字铭文首次使用"无人区"来描述政治边界之外的区域。作者写道：“如今，这些文字让人联想到历史的错轨。它们直指人类困境本质：我们为争夺空间永无止境的斗争能力。”

在追寻我们无国界的起源时，克劳福德先生前往挪威最北端的特罗姆瑟谷，这里是半游牧的萨米人的家园。萨米领土的残余部分被划分为挪威、瑞典、芬兰和俄罗斯区域；这些国家的围栏阻碍了对传统萨米生活至关重要的驯鹿狩猎。斯堪的纳维亚人曾通过攻击萨米文化，竭尽全力摧毁这个民族。但萨米人幸存下来，如今拥有“蓬勃发展的萨米政治意识”，一面国旗的设计方案，以及一个拥有450万居民的“政治地理国家”的提议。

克劳福德先生陷入了一个他难以摆脱的困境。边界是好是坏？“一个民族没有土地，没有领土，能否生存？能否持久？”他问道。“或者这只是我们西化的思维方式？我们对所有权的痴迷：我们构建世界的方式。”边界或所有权本身并不具有殖民或西方的固有属性，但克劳福德先生担心，萨米国家可能是“殖民主义的最后行为”，因为殖民主义是“划界的业务”。不知何故，如果萨米人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他们就是在自我殖民。

克劳福德先生的下一站是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在哈德良长城以北修建的37英里长的土墙。更北的地方，早期罗马防线的哨所“几乎完全”沿着地质裂缝——苏格兰的高地边界断层延伸，那里“土地突然隆起，形成一系列连绵起伏的山丘和山脉”。克劳福德先生称这是“在许多方面，你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真正’边界”。但他对罗马边境附近生活的描述近乎虚构。

正如他所暗示的，罗马的北部边界并非不可渗透。它的设计初衷是允许人员、牲畜和货物双向流动。随着服务经济的发展，皮克特人的定居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侧。边境神龛中罗马、希腊与当地诸神的多元崇拜，并非"边疆生活固有不确定性"的"症状"，而是展现了罗马人在其多神信仰帝国中如何管理各地崇拜。将安东尼长城称为"深刻存在主义危机的标志"，并归因于对维吉尔《埃涅阿斯纪》的悲观解读，就如同说英国在20世纪初加大战舰生产是因为过分重视吉卜林的《退场颂》。

克劳福德先生无法想象另一道天然裂谷——约旦河谷——竟会成为以色列国东部边界。虽然难以评判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对立主张，但克劳福德先生至少可以稍作客观姿态。相反，他只从边界单侧观察冲突。他采用巴勒斯坦术语描述以色列隔离墙，并扭曲其建造初衷（实为阻止自杀式爆炸浪潮）。作者全盘采信巴勒斯坦宣传者及以色列极左团体的说辞，甚至为巴方抗议涂鸦添上自己的拙劣笔触。

旅行能开阔视野，但当它印证我们偏见时更令人欣喜。边界或许具有"奇异魔力"，但克劳福德先生对国际法院主张普遍管辖权的自负既不觉得奇怪也不认为荒诞。他采访为NGO和联合国工作的活动家与慈善家，却对真正生活在边境地区的平民百姓始终缺乏好奇。

图片来源：盖蒂图片社他对美墨边境的叙述散漫无章，在崇高与轻浮交织的语境中离题万里：那位在亚利桑那沙漠收集移民遗落物品的人类学教授；晦涩难懂又自命不凡的小说家托马斯·品钦；当装置艺术家们在肖肖尼-派尤特保留地竖起1821至1848年旧界碑时，他们思索着这个项目如何参与了"再殖民化"。特朗普时期该地区的防御工事被描述为"超现实"且"不堪入目"，但对拜登政府上任后的人员伤亡却只字未提。

书中还充斥着基础事实错误。拉丁语词汇nacio并非意为"出生"，其正确含义是"我出生了"（nativitas才表示"出生"）。大卫王并非"以色列人的首位国王"，扫罗王才是。此外，关于边境是否有效的核心问题被回避，历史上最壮观的边境——中国的长城几乎未被探讨。作者详尽分析了中国的网络防火墙，而对成功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长城却一笔带过。难以判断这些疏漏是否刻意，但《平原边缘》对其主题仅提供了片面观察。

格林先生是《华尔街日报》撰稿人，同时担任英国皇家历史学会和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发表于2023年1月14日印刷版，标题为《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