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传染》评论：传播之初——《华尔街日报》

爱德华·詹纳（1749-1823）正在为人们接种天花疫苗。图片来源：布里奇曼图像1736年11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心爱的4岁儿子弗朗西斯·富兰克林染上天花后不久便夭折。当时费城正爆发疫情，富兰克林一家的痛苦经历只是18世纪美国约10万起类似悲剧中的一个。在《自由的传染病》一书中，安德鲁·韦尔曼通过数十个真实故事及其多层次历史背景，生动讲述了从殖民时期到共和国初期天花在美国的肆虐史。

天花是18世纪最令人闻风丧胆的疾病之一，席卷全球各大城市，并多次重创早期美国都市中心。韦尔曼写道，感染者会出现高烧、全身疼痛等症状，皮肤会冒出"充满粘稠乳白色脓液的疱疹，其渗出物能浸透衣物被褥"。这些皮下疱疹可达数千个，多集中在面部和四肢，在突破皮肤表层前会刺激神经末梢。这种疾病在显症前后都具有极强传染性，且致死率高。死亡率介于10%至30%之间。

如何有效防控成为当务之急。当一级防御措施（针对性隔离和行动限制）失效时，整座城镇便会封锁，导致日常生活停摆、商业活动瘫痪。当时已知天花幸存者能获得终身免疫；17世纪欧洲出现了接种术，即提取患者少量脓液注入健康者手臂。若成功，接种者会出现轻微症状后痊愈并获得免疫。但操作存在风险：新接种者具有传染性，可能危及社区，部分患者会因此丧生。接种是否可取？属于个人选择还是公民责任？城镇会议和报纸上爆发激烈争论。有人认为科学依据不足，另一些则认为生死应听凭天意。

许多人曾认为富兰克林的儿子死于接种。1736年圣诞节前几天，这位接种支持者在《宾夕法尼亚公报》末页的简短声明中解释道，弗朗西斯的死亡并非反对接种的证据。事实是这个男孩是自然感染了天花。富兰克林原本计划为儿子接种，但未能及时实施。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我长久地痛悔不已，至今仍后悔没有通过接种让他获得免疫力。”

美国人发展出了独特的接种技术。例如费城的亚当·汤姆森医生和纽约的乔治·缪尔森医生都自称发明了在接种过程中加入水银的美式疗法。约翰·亚当斯曾抱怨1764年接种时汞含量过高，导致他牙齿松动。这种新疗法还有另一个副作用：高昂的费用令许多人望而却步。

各地社区为应对这些问题绞尽脑汁。波士顿政府试图推行全民接种，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开明市民"则强烈反对选择性私人接种，主张建立需经社区批准的接种制度。在马萨诸塞州的马布尔黑德和塞勒姆，关于接种医院的争论与革命运动初期的自由议题相互交织。

天花之争并未因独立战争爆发而平息。韦尔曼先生指出，19岁时在巴巴多斯旅行感染过天花的乔治·华盛顿最初是"接种怀疑论者"，担心大规模接种会引发"不可控的疫情"而拒绝为全军实施。但到1777年2月，转变立场的他下达了接种命令。韦尔曼认为，这一转变源于官兵和军医的集体请愿。不过"华盛顿一旦全力推行接种就再未动摇"，其行动"昭示着这个新生国家的领导者将对人民负责"。

韦尔曼先生写道，美国革命的历史学家们"普遍更倾向于看到没有天花疤痕的革命"。更完整的图景显示，“广泛接受接种疫苗的观念是在与革命相同的烈火中锻造的，浸染着革命的语言，并由同样广泛的政治参与所推动。“它还表明，对于基本上被拒绝接种疫苗的非裔美国人来说，“他们追求自由就必须勇敢面对快速传播的天花。“成千上万的人在韦尔曼所称的"美国革命中最可怕的悲剧"中丧生。

1799年，爱德华·詹纳的牛痘疫苗接种法传入美国。詹纳的方法消除了隔离接种者的需要，因为他们不具有传染性。疫苗接种消除了与接种相关的许多反对意见，在革命后的美国"作为一种私人救赎方式，由医生出售给愿意付费的个人"而传播开来。但韦尔曼先生写道，19世纪的这些发展不应掩盖一个事实：“只有先战胜天花，才能赢得独立战争”，而做到这一点是一项集体努力。

中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副教授韦尔曼先生创作了一本研究深入、文笔优美的著作。他的书名巧妙地借用了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的话，贝林曾写道革命起源于"自由的传染"并在其中蓬勃发展。对韦尔曼先生来说，革命仍有未竟之业。“美国革命，“他写道，“只有在健康平等时才能实现，这需要持续、全面的公共努力来传播自由的传染。”

布洛克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宾塞先生是《大卫·休谟与十八世纪美国》的作者。

发表于2023年1月5日印刷版，标题为《传播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