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访谈】“厂二代”讲述中国制造业转型故事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杨沙沙 马梦阳 陈子帅 赖家琪】编者的话：“厂二代”通常被用来指中国中小民营制造业企业老板的子女们，他们的“创一代”父母们即将退休，是否以及如何将企业交给子女们，是摆在大部分“创一代”面前的一大现实问题。这些中小民营制造业企业是“中国制造”基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企业发展和交接的过程也是中国制造业逐步壮大、寻求转型的缩影。《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来自华东、华南、华中、东北地区的多名“厂二代”，从他们的讲述中了解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与未来。

“接班是一个持续创业的过程”

义乌康乐屋家居饰品的几间厂房坐落在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约20分钟车程的郊区。12月初，《环球时报》记者前去工厂采访时，这家企业的“二代接班人”骆宇康正在办公室核验订单情况。他带着记者参观了工厂的打包区、生产区、设计区，并详细地介绍了工厂里的每一个工种。目前，他主要负责电商业务和产品设计两方面的工作。

今年27岁的骆宇康在自家公司已工作近4年。2019年，他从美国波士顿大学毕业后，就回国准备参加工作。“其实一开始父母希望我先在北京等大城市闯荡一段时间再回去，但当时因为疫情无法出去工作，我就索性开始接手家里生意中电商这一块。”据骆宇康介绍，疫情初期，客户无法线下交易，电商成了公司销售的重要抓手，而他大学期间主要学的是金融和生产效率管理，与电商没太大关联，刚开始他只能从零开始学习电商方面的业务。

作为国内小商品制造中心，义乌不少民营企业的二代正准备接班。骆宇康身边有很多像他一样准备“接棒”父母生意的朋友。骆宇康介绍称，大多数企业现在处于两代人同时经营的过渡期，“还是挺难的，有些二代会选择‘躺平’，或自己出去做一些其他工作，也有些会选择‘死磕’。”

他就是选择“死磕”的那部分人之一。在工厂学习工作时，骆宇康同时感受着来自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其实一开始，在跟很多老员工接触时我比较抵触，他们也会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而且，在产品设计上很容易与父辈管理层有不同意见。”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骆宇康与父母干脆分为两个设计团队，并在不同的销售渠道进行销售。

在骆宇康看来，“接班”过程中还会涉及权责怎么分配的问题。“大部分父母是没有考量的，他们只会告诉孩子这个企业未来都是你的，但其实在‘接班’的时候，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和股权的界定，做到了什么成绩，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报酬和奖励。”他说。

面对不同的企业发展情况，“厂二代”的经营理念和为人处事的观念都在发生变化。骆宇康在不出差的情况下，大多时候会待在工厂，从早到晚，甚至会陪着员工加班，给大家买奶茶喝。“吃苦耐劳是老一辈最大的优点，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已经有这样的公司规模和员工基数了，想得更多的是公司的管理框架，怎么让公司经营发展得更好。”骆宇康还告诉记者，老一辈做生意与政府打交道的理念、方式在他们这一代也有所改变，很多“厂二代”都有一样的想法，希望从员工到生产各方面都是规范、禁得起检验的，“我们想营造的是一个更健康、合规的营商环境”。

对于大多数“厂二代”来说，他们接手的是一项父母用30多年时间打拼下来的事业。能发展至今，这些企业的基础都是不错的，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两代人所处的制造业发展背景、营商环境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也让很多“厂二代”对家族企业望而却步。“确实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说以前做生意，你把公司经营到70分上下就可以赚钱了，现在可能真的是要做到90分以上才有可能赚钱。”骆宇康说。他拿自己所处的行业举例称，现在制造业的渠道越来越透明，行业竞争激烈，利润会有所压缩，这些都对工厂的成本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用工成本这一块我比较担心，因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厂，工人也很难找”。

“厂二代”接棒面临着许多挑战，但也有很多机遇。“近几年抖音、拼多多等不同销售渠道涌现，阿里巴巴1688势头也很好，未来线上采购渠道将是我们一个新的发展机会。”骆宇康自己的设计团队目前已经在阿里巴巴1688平台上做到同类前五名。

“我是从零开始积累客户，做到今天有自己的渠道，让我明白不仅要完成当下的这些，还要为未来的变化做准备。但是站在父母的角度，他们可能还有5—10年就退休了，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利润率。”骆宇康说，“很多人觉得‘厂二代’接班是守业，但我觉得当下任何一个企业的两代人交接班，它都是一个持续创业的过程，因为客户在变化，供应商在变化，竞争对手也在变化，行业的革新会出现替代品等各种因素都在变化。如果谁不变就会落后，所以我们只能更快、更灵活、更便宜。”

一场“隔空”父子对话

楼东来是浙江义乌双童吸管创始人、中国“吸管大王”楼仲平的小儿子。上世纪90年代，楼仲平创立双童品牌，将企业做到行业的“隐形冠军”。这样成功的民营企业，同样面临接班人问题。这对父子近日分别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隔空”讲述了各自的立场和考虑。

工厂创办第二年，儿子楼东来出生。因小时候家里穷，没捞着书读的楼仲平在子女教育上非常重视。楼东来一路就读杭州和义乌当地最好的学校，高中时去英国读书，从牛津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才回国。

楼东来回国正好赶上疫情。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回国后，他在家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家以前只做吸管这一品类，我回家半年左右，把品类拓宽到十几种，跟吸管相关的各种一次性产品都有，给客户提供一站式采购体验。”楼东来说，这相当于在内部成立一个新公司。楼仲平对儿子这段轻描淡写的经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楼东来抓住风口，创下了数亿元的销售纪录，“儿子是‘天然的商人’”。但楼东来不想在义乌待下去，拿着分到的提成，也是人生的“第一桶金”，跑到上海去创业。

对于自己出来“闯”的原因，楼东来坦白说：“从小看父辈做工厂蛮累的，再加上我的教育环境跟父辈不同，不管是回工厂跟厂里人沟通，还是工厂里的工作氛围，跟我都不是很搭。”他认为，上一辈跟他这一辈，都有自己的事情做，没有必要“牺牲自己”，硬把自己留在义乌。

作为中国制造业最早的一批创业人，楼仲平也理解儿子的感受。他一年只有春节可以休息，其余时间都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已经习惯了，不会抱怨，且乐在其中”“中国这一代人都是这样”“但在子女眼中，我们没有生活，没有人生，没有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楼仲平说，做企业都有冲突，双童吸管一开始从“家庭小作坊”起家，夫妻俩也会在家里吵架，因此给孩子带来了阴影，觉得做企业不好。

在楼东来去英国读书前，一家人开“家庭会议”讨论接班问题时，楼东来下定决心不接班。当时，双童正经历新老团队的更替，用楼仲平的话说是“再造职业经理人”的过程。2010年，楼仲平将工厂一名普通员工李二桥提拔为总经理助理，按照职业经理人的思路培养。

楼仲平说，双童有三原则，第一子女不接班，第二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不得进入管理层，第三可以是家族企业但不能成为家里的企业，“民营企业不等于私人企业，私人企业更不等于家庭的市场”。

另一边，楼东来离开义乌后，在上海创立外贸公司，聚焦医疗物资和3C产品（计算机类、通信类和消费类电子产品）贸易。“我个人对投资更感兴趣。”楼东来表示，今年他也接触过一些“厂二代”，有回去接班的，也有像他一样，不愿意待在家里去大城市打拼的。

创业过程中，楼东来海外的教育经历给生意不少助力。他曾在联合国实习，认识了欧洲当地工作人员，帮助他的企业在疫情期间拉到了西班牙政府的口罩订单。当然，楼东来认为，与父母一代相比，“二代”做生意有更强的素质支撑。“在他们那个年代，不需要你有学历，只要你努力肯干、能坚持下去，总能做出一定的东西来，但现在不一样。”楼东来告诉记者，现在整体经济情况、外贸出口并不是特别好，东南亚一些地方的产品比中企产品看起来更经济实惠。楼东来说，怎样去跟客户谈判，怎样让客户明白“就算我这边价格高，但是你也可以跟我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厂二代”有更强的基础素养。楼东来形容，以前做生意更多需要体力或意志，现在数字化社会做生意更多需要动脑子，加上一些有力的数据作支撑，来理顺客户关系，让订单更稳定。

楼东来形容自己“没有太大的野心，遇到阻碍就果断放弃”。楼东来创业团队中的3个人都是他英国的同学，除了一起开外贸公司，各自都还有自己的事情在做。“比如我闲暇时喜欢出去玩，每年都要考一些潜水证、跳伞证等，我赚的钱足够支撑生活，这样子就足够了。”楼东来告诉记者，一定要去弄什么上市公司，每天给自己很大压力，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能理解父母一代必须要很努力工作才能保证正常生活，但自己成长的年代，没有那么大的危机感，“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有品质的生活和社交，我希望在应该享受人生的年纪享受，不能等老了后悔”。

对于孩子的“没有太大野心”，楼仲平并不排斥，称自己没有要求孩子“多快好省超过我”，但前提是“不能花父母的钱”。楼仲平回忆，儿子最初到上海创业时，曾从妻子那里周转了300万元，这些钱后来也被妻子紧锣密鼓要回来了。夫妻俩多次跟孩子强调，“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如果有剩余，不一定留给你”。

现在，楼仲平仍保持高强度的工作。最近，他在给以中国制造业“厂二代”为主的弟子班讲课。儿子楼东来也到班上听课，上台介绍的时候称“至少现在还没想明白是否要回来（接班）”，他说如果回来，相信楼仲平肯定会给他安排位置。当时，李二桥就在台下。

楼仲平告诉记者，楼东来如果回来接班是有前提的，要承担相应责任，“我们夫妻的股份将来肯定会送到他（楼东来）手上，至于他是否要送给别人，我不在乎。我作为企业创始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哪怕离开了这个世界，创始人的地位是不会被颠覆、磨灭的”。

尝试数字化，实现“弯道超车”

“厂二代”虽然生来就是“厂二代”，但他们并非一出生就被当作“厂二代”来培养，注定就要接班。家里在广东有一个机械设备厂的黄希谊在美国的一所大学拿到奢侈品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后，因为疫情，她进入家里的工厂，做一份“完全不了解”的工作。黄希谊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父母没有强求她和哥哥接手工厂，但“我们觉得家里肯定需要，毕竟这是父母一辈子的心血”。

回国后，做着不熟悉的工作，黄希谊经常感到孤单和迷茫。为排解内心的孤单感，她组建了一个名为“厂二代GOGOGO”的社群，希望给“厂二代”们创造一个抱团取暖的平台。

在犹豫是否要回来接手家里在大连的铸造厂时，“厂二代”王浩宇和他妻子黄茵从“厂二代GOGOGO”社群获得了帮助。俩人在美国留学时认识，黄茵学计算机，王浩宇学经济金融。大学期间，深感经济金融“太虚了”的王浩宇萌生了做实体经济、回来接班的想法。当时他想先去日本学习再回来接班，但因为疫情无法前往日本，王浩宇只能提前接手。决定和王浩宇一起回去“接班”前，黄茵在上海从事人工智能相关的工作，对于放弃现有工作回来支持丈夫，她一开始是有点犹豫的。在和群里的一些“厂二代”聊过后，黄茵发现现在工厂特别需要人，最终她还是决定回来，帮助丈夫接手他家里的铸造厂。

相比于“打下江山”充满“狼性”的“厂一代”，“厂二代”们在富足、安定的环境中长大，显得更温和。黄希谊告诉记者，她和哥哥现在更希望能稳中求进，构建出一个生态健康的工厂就行，对未来没有“太多想法”。

但现在，即使是守成，“厂二代”们也需要比他们的父母辈更主动。近年来，美西方国家频繁提要对华“脱钩”“去风险”，采取多种保护主义手段，企图把“中国制造”排挤出全球供应链。“我们之前有个世界500强企业的大客户，有天突然找了个无关紧要的理由说无法和我们继续合作了，但我们心里都明白，根本的原因是国际形势。”黄茵说，一些头部企业客户走了后，他们选择发展中间腰部企业作为客户，“我们的价格、产品、服务都比较好，他们还是会选择我们”。

目前，中国铸造行业在国际上处于中上游水平。黄茵介绍称，根据应用领域零部件的复杂程度划分，最高精尖的航空航天、航运零部件铸造做得比较好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不过，中国飞机发动机配套的零部件铸造做得也不错，是世界领先的。“东南亚的一些中低端铸造厂，原材料不全，而中国的供应链还是更完备，能支撑整个行业的发展。在短期内，欧美国家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供应商，中国铸造厂的产品还是他们的最佳选择。”黄茵说。

在“厂一代”时代，中小型铸造企业处于起步阶段，因缺乏专业的海外销售人员，老板们只能亲自出国拉客户、拜访和维系关系。而“厂二代”们都是数字原生代，熟知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的运营模式和推送机制，他们开始尝试通过社交媒体渠道“引流”，然后再由专业的销售团队做后续的承接。黄茵表示，他们正在寻找有海外销售经验的人才，在海外组建本地销售团队以更好地拓展业务。

尽管在机械设备生产上，中国企业的生产制造水平与世界一流仍有差距，但黄希谊相信，数字化赋能是帮助“中国制造”实现“弯道超车”的捷径。黄希谊告诉记者，德国等国家制造业发展早，他们生产的设备质量是高于中国设备的，“但我们国家消费市场更新迭代快，也敢于尝试数字化转型，而国外还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那么多花样，这是我们的机会”。

接棒的最大难点

闫一焯今年6月毕业，她已到自家的桶装水公司农工厂实习了5个多月。对于年仅23岁的她来说，“接棒”是一件还不那么着急却又近在眼前的事情，成为公司实习生仅是她“接棒”的第一步。

中国还有数万名年轻人与她一样正准备、或者正逐步从父辈手中接过家里的工厂。深圳高质量发展与新结构研究院专家张志鹏对英国路透社表示，中国约有4.5万到10万名“厂二代”处在接手民营制造工厂的不同阶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厂二代”的父母们孜孜不倦创业，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帮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打造出“中国制造”这一标签。路透社称，但现在，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正以更低廉的劳动力对“中国制造”发起冲击，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转型迫在眉睫。这一使命落在了一群正从“创一代”父母手中接班的二三十岁年轻“厂二代”身上。如此大规模的代际转变在中国民营经济部门还是首次发生。

普华永道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家族企业大部分都传承了好几代，有的甚至已传承至六七代，而中国制造业起步晚，90%以上的工厂正处于“一代”“二代”交接棒的时期，面临着挑战。

“能否管理好企业并顺利转型是目前新一代接棒的难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蓝庆新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体制不是很完善、整体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背景下诞生的，接棒他们的“二代”“三代”普遍是90后甚至是00后，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很多人接触过国外的管理理念。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水平提升与市场不断完善，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面临着企业转型升级的挑战，再加上老一代和新一代接班人在经营理念和对世界的认识上存在差别，可能会在企业中出现文化、管理上的冲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厂二代”们少了一些父辈们的吃苦耐劳，多了一份灵活多变。在中国迅速地进入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厂二代”们更愿意投身数字化浪潮。

“传承不守旧，但是创新不离根。我觉得互联网推动新消费崛起，传统行业如果不改造、不变化肯定是不行的，但如果要做好这个事情，就必须了解工厂里所有的工作。”闫一焯说，她小时候就开始在父亲的工厂车间里体验贴标、套筒、扣盖子等工作，对工厂基本流程还算熟悉。在这样的基础上，她现在开始尝试用数字化技术对工厂的营销途径升级。目前，闫一焯在公司主要负责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推广工作。她的抖音号“水厂公主”数据很好，浏览量远高于工厂之前拍摄的一些宣传视频。闫一焯还把工厂的桶装水放在线上平台出售，通过主播带货等新形式售卖，“这才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今年一系列促进制造业、民营经济发展的重磅政策接连落地。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制造业卓越质量工程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质的有效提升取得积极进展，企业质量意识明显增强，质量管理能力持续提高，质量管理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效提高，质量绩效稳步增长，中高端产品的比例快速增大。

蓝庆新表示，“短缺经济”时期只要头脑灵活、产品适应市场需求就能很容易地把产品卖出去，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随着外部冲击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经营者需要具备更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的知识和能力。这些掌握海内外先进管理理念的“厂二代”们接手企业后，对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有利于推动我国制造业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