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荣：“学历通胀”为何在韩国难缓解

12月8日，韩国2024年大学入学考试（高考）公布成绩。虽然今年高考中的“杀手试题”（超高难度考题）被取消，但高考题难度的降低增加了复读生的报考人数，高考竞争不降反增。过去，人们在探讨韩国教育问题时大多集中在高额的课外补习支出上，其实“学历通胀”的现象也值得关注。

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OECD教育指标2023》，2022年韩国青年（25—34岁）的高等教育完成率高达69.6%，远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值47.2%，在经合组织国家中位居首位。但过高的“教育热”给韩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学历通胀”即是其中之一。“学历通胀”，也就是高学历低就业甚至失业，在韩国不是一个新现象。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韩国经济增速放缓，“学历通胀”问题逐渐显露出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促使高学历低就业的韩国毕业生比例创新高。根据韩国近年的调查，30%以上的毕业生从事低于其学历要求的工作。韩国统计厅今年8月的数据显示，韩国452万毕业生中，有126万人未就业，其中大学以上学历者占到53.8%。

对学历的过度追求也加重了韩国家庭的课外培训费负担。2022年韩国的课外培训费总额达2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414亿元），较2021年增长10.8%，创历史新高。随着受教育水平和工作岗位的匹配度下降，韩国青年的就业准备时间相应拉长。就业的延迟导致婚育延迟，甚至出现放弃恋爱、结婚和生育的“三抛世代”，从而加剧韩国社会的低出生率和老龄化问题。经历残酷教育竞争的一些韩国年轻人在求职无望时，很容易成为“孤立青年”。

为了应对“学历通胀”问题，韩国采取过多方面的措施。在制度方面，韩国雇佣劳动部自2014年实行“工作学习并行制”，入选的员工既在公司接受实务教育，同时也在学校接受理论教育。2019年韩国国会通过《工作学习并行支援法》，为参与企业提供资助，同时明确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在就业政策方面，韩国政府积极推动企业扩大雇佣高中毕业生，保障就业公平。为强化职业高中与企业的合作，提高高中毕业生就业率，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于2010年制定“高中职业教育先进化方案”。2017年文在寅政府在公共机关和公务员资格考试中实施“盲招”，此后该政策得以推广，如今除了公共部门外，许多私企也开始实行。很多企业也会单独进行高中毕业生招聘。在教育政策方面，大力培养产业技术人才。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开展“产学合作就业合约制事业”，推动职业高中与专科大学、企业、地方政府共同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各产业领域相关政府部门直属的职业高中逐渐增加。“中小企业特性化高中人才培养事业”也为职高毕业生提供了出路。职业高中会根据社会需求调整课程，并给予学生就业和升学指导。韩国各级政府也会为高中毕业生提供就业培训。

尽管如此，韩国“学历通胀”问题得到的缓解依然有限。首先，学历与薪酬和工作性质直接挂钩。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22年韩国研究生工资比四年制大学毕业生高41.7%，四年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专科毕业生高23.7%，专科毕业生的工资比高中毕业生高11.2%。在同等成本和条件下，用人单位倾向于聘用、提拔高学历者，高学历者获得稳定、体面、高薪工作的可能性更大，这也进一步引导韩国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

其次，韩国学历情结严重，学历就是门面。教育普遍有着选拔人才的功能。在韩国，教育更是社会分层的重要工具，是人们实现身份提升的重要手段，学历成为评价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高学历者更具就业优势，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地位、权力和财富。重视面子、名誉和社会地位的价值观，更是促使不少韩国年轻人对高学历趋之若鹜。

此外，“学历通胀”还受到韩国经济不振的影响。经济不振导致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减少，竞争加大的结果就是对学历的要求相应增加。年轻人只能通过提高学历来提升自己的就业机会。

韩国高等教育的急速发展与经济的快速萎靡相叠加，导致“学历通胀”。从韩国应对“学历通胀”问题的举措来看，仅仅完善就业和教育相关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经济，转变学历至上的思维。（作者是山东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