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见证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考古中国）

“夏礼”“殷礼”“周礼”一脉相承，是黄河文化的精髓，“礼仪之邦”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质

百年考古揭示，中华大地各区域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陆续进入文明的门槛，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考古发现的众多早期王权国家和区域文明大体同时衰落，只有在黄河中游，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夏王朝形成并壮大。此后的3000余年里，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嵩山河洛地区，长期作为正统王朝都城所在地。

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8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晚期，中原腹地出现仰韶文化发展的一个新高峰。持续进行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区域环壕聚落普遍流行并且规模明显扩大，如郑州大河村、荥阳青台、巩义双槐树等，环壕聚落的面积都在50万平方米以上。巩义双槐树遗址位于伊洛河汇入黄河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以上，有三重环壕，中心区是由半围墙和壕沟圈护的多排大型房址组成的类似宫城的“宫殿”区，有深厚夯土精心筑成的大型活动广场，呈“前朝后寝”的布局。同一时期，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西进，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北上，推动了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和早期文明的形成。

公元前2800年以来，龙山文化形成城池林立的文化景观。中原腹地以夯土围垣为重心的中小型城邑广泛兴建，如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辉县孟庄、温县徐堡等，反映了区域社会整合的步伐在逐渐加快。公元前2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形成襄汾陶寺、神木石峁等超大型都邑，代表着区域聚落形态的新突破、区域社会组织的新模式。陶寺遗址，占地面积至少280万平方米，空前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墙、布局规整的墓地等先后被发现，居民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而雄踞在陕北高原上的石峁遗址，由伟岸的皇城台、固若金汤的内城和规模宏大的外城等三重城垣构成，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骨器、乐器、陶器等。它们最终汇入中华文明起源的巨流之中。

中原腹地处于“天下之中”的区位，重农固本、兼利四方的发展模式，成为合理、有利的历史选择。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和探索，到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腹地形成以偃师二里头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呈现出路网和围垣界隔的多宫格布局，10万平方米左右的宫城是都邑的重心，东、西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宫殿宗庙建筑成为后世宫室制度的先声，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开后世官营手工业的先河，诞生了铜玉礼器为代表的器用制度。二里头的面积虽然没有超过此前龙山时代的最大都邑，但出现了新的空间秩序和价值秩序，其体现的王都规制和器用制度等国家礼制更加成熟，都邑成为当时中华大地上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内涵丰富的城市。

夏商王朝形成了国家治理方式、王都营造理念、地方统辖策略以及宫室制度、器用制度、墓葬制度等礼仪制度。“夏礼”“殷礼”“周礼”一脉相承，是黄河文化的精髓，“礼仪之邦”是中华文明的显著特质。商王朝晚期殷墟的考古发现中，成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传承至今的汉字的源头，这也是维系中华文明的重要纽带。

（作者为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