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李洋：牢守功能本位的G20作为空间更大

22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线上峰会是印度作为轮值主席国在不到3个月内召集的第二次峰会。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参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首次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出席同一场活动”，这场线上峰会受到更多关注。除了巴以冲突和俄乌冲突等议题，印度称这次将着重推进9月份新德里峰会的关键成果和行动要点，并审查此后的发展情况。而引导包括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内的G20成员更加关注“全球南方”，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关切，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包容性增长、数字创新以及全球医疗公平等，印度借着G20轮值主席国任期再次展露成为“全球南方领导者”或发展中国家代言人的意图。

在印度看来，今年9月新德里峰会的一大成绩，就是宣布非洲联盟正式加入G20，从而使非盟和欧盟并列成为G20里仅有的两个区域国家联盟成员，一方面提升了“全球南方”作为一个集体在当今世界“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中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顺势提升了印度作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但正如将自身定位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一样，G20对峰会的召开也有明确规定。涉及峰会议程，则由G20轮值主席国负责与其他成员协商，根据全球经济发展情况加以制定。历年峰会的议程安排，除了关乎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之外，近年来还扩大到包括贸易、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卫生、农业、能源、环境等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紧迫问题。

梳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历次G20峰会，除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华盛顿峰会（主要协调各国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伦敦峰会（主要协调各国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之外，一般认为，多伦多峰会、首尔峰会、戛纳峰会、杭州峰会和沙特峰会在求解全球经济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紧急或重大问题上取得预期成果，相关国际共识随后也转化为各国行动，不仅展现了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沟通与协同能力，也强化了G20的国际公共产品功能。

其中，2009年的伦敦峰会之所以在G20峰会史上被公认为是大国协调经济政策的一个成功样板，很大程度上在于峰会取得的关键成果，比如全球主要经济体达成总额1.1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计划，从而向国际社会发出团结一致和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强有力信号，显著提振市场信心。那次峰会成功的关键在于聚焦点就是全球如何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当然，主要经济体在危机处于蔓延和深化的非常时期也往往会把分歧搁置一边，达成共识是各国的最优选。

而2016年的杭州峰会被普遍认为是G20历史上成果最为丰富的一届峰会，除了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具有的强大议题设置能力和强烈的国际责任感之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还是聚焦经济议题。其间，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充分发挥两大重要筹备机制——财金渠道和协调人渠道“双轨”推动作用，通过多次举行财经领导人会议与工作组会议广泛吸收国内外重要智库的相关建议，提出诸如G20创新增长蓝图、重启国际金融工作组、推动落实《2030发展议程》等一系列具有前瞻性与操作性的方案。总结来说，就是对症下药地拿出具有广泛国际共识的“中国方案”。杭州峰会聚焦如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报，核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等极具含金量的成果文件。尤其是峰会首次将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也为今天全球共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简短回顾G20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往往是当G20牢牢守住自己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角色定位，并在峰会等重要场合以沟通和协作方式聚焦应对经济危机、共谋复苏发展时，它总能够迸发出具有引导力和影响力的巨大作用。而近年来这个平台面临的“威胁”，恰恰是美欧大国以及个别轮值主席国试图塞入过多地缘政治议题，导致G20面临从大国协调堕入大国博弈甚至对抗的危险。

要知道，G20最初就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是全球最具实力的经济体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特别是近15年来，G20在协调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成员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员共同应对重大经济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而这些作用的发挥，又与G20精准定位自身功能密不可分，即聚力促进国际经济合作，而非把自身角色和功能随意放大，否则就可能变成“包医百病”的郎中，什么病都想治又什么病都治不了。（作者分别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