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仲：让年轻一代收获休闲生活的“意义感”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忙里偷闲并非易事。然而，当真正能够拥有“休闲时光”时，年轻人可能却又陷入了另一番困局：面对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供给，一部分人却宁愿宅在家中捧着手机来“耗尽”弥足珍贵的假日。事实上，这样的困局也日渐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在“双减”背景下，学龄儿童虽获得了大把的闲暇时光，但真正能参与到高质量休闲活动中的孩子少之又少。面对孩子们的无所事事，有的家长甚至发问：“不玩手机玩什么？”

越是切身体验过现代休闲娱乐方式的“贫瘠感”和“无力感”，人们就越怀念 “快乐无价”的纯真年代。在80后、90后一代的童年记忆中，街头巷尾的追逐嬉闹、跳房子、丢沙包，或单是和小伙伴玩上一把像素画面的魂斗罗，都足以填满一整天的快乐。反观当下的“怀旧”思潮，也包含着人们对“低成本”却“高质量”的休闲生活的怀恋。

诚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追求，但深入探究不难发现：能够给人带来“意义感”的文化休闲活动有着恒定不变的特质，那便是能满足人们对身份认同、兴趣爱好、自我价值与社群联结的追求。并非这届年轻人不想追求高质量的休闲生活，而是在多重要素之下，有时候他们被迫放弃了这样的可能性。

一方面，与文化产业整体性提质增效相生相伴的，是不断扩大的文化消费鸿沟。优质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是稀缺资源，“快乐”由此有了相应的价码。虽想要广交好友、融入群体，但一次剧本杀或密室活动动辄就是上百元的消费；虽梦想仗剑天涯、云游四方，但高昂的机票、住宿和装备让初入社会的年轻人望而生畏。曾有父亲为了防止孩子沉迷游戏在郊区自建庄园，但这雄厚财力撑起的快乐童年终究难以复刻；父母们都懂要为孩子培养足够滋养一生的兴趣爱好，但高昂的艺术课和体育课学费也让不少家长望而却步。经济波动的背景之下，减少“非必要”的文娱支出更是成了普遍的社会心态。

另一方面，“快乐”也逃不开社会建构的窠臼，限制了年轻一代对休闲生活方式的广阔想象和自主探索。什么是“休闲娱乐”？——一些网红博主的镜头会告诉你，它是优雅精致的完美生活；点评网站会告诉你，它离不开商场、电影院、桌游、密室、KTV等文娱场所；手机应用商店会告诉你，它是刷不完的短视频和爆款网络游戏；无障碍“触网”的小学生会告诉你，它是大家都在玩的萝卜刀和手账。无孔不入的社交媒体信息定义着“休闲生活”的固定程式，规训着年轻一代的习惯，并不断提高他们获得快乐的感官阈值与心理阈值。大家越来越习惯唾手可得的被动娱乐，就越难有动力和机会跨出消费社会的基本框架，主动寻求和探索那些能够为自己带来本真快乐和长久满足的休闲活动。

《中国休闲发展年度报告（2022—2023）》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全年总休闲时长分别为1522.4小时和1511.1小时。未来，社会生产力不断被释放、居民休闲时间增多成为可预见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如何赋予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闲暇生活以“意义感”，已然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题中之义。

一方面，有必要重构线下文化空间，让面对面的人际交往成为居民休闲生活的新的常态。市政部门和文化部门应当携手，挖掘当地化的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嵌入街头巷尾的文化“微空间”，重构休闲生活的地方感、氛围感与松弛感。

另一方面，应当进一步拓展文化普惠的广度、力度与深度，尤其注重结合年轻群体和少年儿童的新需要，强化体育健身、技能学习以及高质量展览演出的普惠性供给。此外，也应当创造性地将休闲生活与公益慈善有机结合，引导青年群体和少年儿童在服务他者、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彰显自身价值，满足他们的“实现型”需要。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代年轻人应有智识和勇气，主动与数字媒介中的消耗型娱乐保持距离，对文化生活中的“消费主义”说不，在平凡生活中探寻自己的快乐源泉，在与广阔世界的交汇中重新收获休闲生活的“意义感”。（作者是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