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隆：巴以冲突凸显“两国方案”重要意义

新一轮巴以冲突仍在持续升级，已成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巴以间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冲突升级到何种程度、是否外溢等问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忧虑。这次冲突的影响将表现在巴以冲突和中东和平进程、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大国中东政策等诸多方面。就目前看，冲突将延宕较长时间，但外溢风险较小，难以影响中东地缘政治局势趋向和解的大势。同时，这次冲突也证明“一国方案”只会使巴以陷入暴力循环，进而再次凸显“两国方案”的重要意义，国际社会应致力于使其重新成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目标和指南。

首先，巴以重陷冤冤相报的暴力循环，中东和平进程遭受重创。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后必然加倍报复，这将使冲突在未来一段时间不断升级。但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也面临复杂局面。一则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目标不明确，因为所谓将哈马斯“连根拔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重新占领加沙弊大于利。因此，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在达到削弱哈马斯、能向国内社会交代的程度后，迟早会在外部调停下终止。但这次冲突对巴以和平进程造成的损害难以估量，巴以距离以“两国方案”实现和平越来越远。冲突及其惨烈后果已经引发以色列社会广泛讨论与深刻反思，但愿这样的反思能导致以方在对待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是在对加沙地带政策上的范式转换，而不是将反思局限在如何应对下一次袭击。

其次，这轮冲突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就目前形势看，冲突外溢的可能性较小，不会对中东整体安全局势造成实质性影响。对于有其他国家涉嫌参与对以袭击的猜测，当事方和哈马斯都已否认，以色列和美国也未提出类似指控。其他主要中东国家则表态谨慎，显示没有卷入冲突的意愿。这既是冲突爆发的根源，也反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衰落背景下的中东政治新现实，所谓“第六次中东战争”早已失去爆发的条件。美国虽派航母前往中东，但目的是增强威慑，而非直接下场参战。这些现象说明巴以冲突已本地化，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减弱，这也意味着当前冲突基本不存在外溢风险。

在中东正经历“和解潮”的情况下，这次冲突还引发阻断“和解潮”的担忧。但这种担忧并不合理。“和解潮”纵深发展期间，适逢巴以冲突愈演愈烈，这说明它没太受到巴以冲突影响。更重要的是，促使中东国家止战求和的动因是它们对国家战略的再调整，即由安全优先转换为发展优先，这决定中东国家寻求和解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战略抉择，也非巴以冲突所能改变。

这次冲突系巴方对中东地缘政治变化的回应。冲突虽发生在巴以之间，但根源在地区变局。这一变局并非沙伊和解引发的地区“和解潮”，而是美国竭力推动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因此，冲突将对阿以和解进程形成冲击。“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的关注度便开始下降。在美国推动下，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关系正常化，标志着曾作为阿拉伯国家首要共同事业的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最近，美国、沙特和以色列就沙以关系正常化举行谈判，并已接近达成协议。而沙特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家，因此这被认为将使巴勒斯坦问题进一步被边缘化。这次袭击明显有针对沙以和解的意思，短期内将延缓这一进程，但不足以使有关国家放弃该目标。

再次，本轮冲突应推动大国优先解决巴以冲突。美国出于一己私利企图在“淡出”中东的同时维系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从而抛弃了对“两国方案”的承诺。美国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无视巴方生存权和建国权，竭力撮合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拉拢盟友拼凑旨在反伊朗和遏制中俄的联盟，将中东和平进程引入歧途。本轮冲突系美国本末倒置的中东政策结下的恶果，对此美国难咎其责。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根源性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不得到解决，中东便永无宁日。巴以冲突是世纪难题，大国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用阿以和解偷换中东和平的概念，无助于在中东缔造真正的和平。因此，这次冲突应成为推动大国调整中东政策的动因，大国应摆脱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危机管控的思维，加强协调以使巴勒斯坦问题重回中东政策的首要议程，巴以及其他各方均有机会分享和平红利。

“两国方案”是巴以人民付出鲜血与生命、国际社会苦苦求索后得出的唯一可行的中东和平方案。这次冲突的根源就在于“两国方案”没有得到遵守和落实，冲突双方均为不同版本“一国方案”的支持者，而“一国方案”的实质是不承认另一方的生存权，其结果必然使巴以冲突如溃疡般间歇发作，人间惨剧不断上演。巴以暴力循环的惨烈后果足以唤醒有关各方的良知与智识，进而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尽快重回“两国方案”的正途，早日得到妥善解决。（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