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中德需共同解决数字互信问题

《大国数字互信系列—中德“数字互信”挑战和对策》（简称《报告》）日前发布，揭示了中德数字互信面临的威胁与挑战。《报告》同时指出，以务实的态度和长远的眼光面对未来，增强数字互信，是解决挑战与机遇的唯一路径。中德数字互信是全球数字互信面临挑战与机遇的缩影，解决中德数字互信问题，将有助于化解全球数字互信危机、推进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报告》认为，在客观上中德“数字互嵌”的背景下，两国的“数字互信”呈现显著且严重的非对称状态。简单来说，“数字互嵌”可以看作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背景下，数字产品与信息技术在中德两国遵循效率最大化原则下，自然分布的结果。数字相互嵌套的基础，是中德两国在贸易领域存在显著的比较优势互补，供应链、产业链事实上已经实现深度融合。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德国连续48年蝉联中国在欧最大贸易伙伴地位。

但在两国经贸领域合作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德在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呈现出较典型的非对称态势，即中国强调从事实出发，对来自德国的数字技术与产品保持了较高的信任态势。《报告》中使用的第三方数据显示，德国软件厂商思爱普（SAP）在中国高端企业资源计划（ERP）市场中的份额曾达到70%。西门子在中国计算机辅助设计（CAD）与计算机辅助工程（CAE）市场中的份额名列第二（16%左右），同时在中国产品生命周期管理（PLM）软件领域市场份额占比第一，超过20%。德国英飞凌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半导体公司，2022年度大中华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37%，超过在美德日营收之和。中国政府对德国数字技术、产品以及服务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科学且客观的态度，给予符合WTO要求的市场待遇，也让德国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得丰厚回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在德国市场的很多正常商业活动，从产品贸易、技术贸易，到投资行为，存在不同程度的认识偏差，泛化“国家安全”和所谓“意识形态威胁与挑战”，实施偏离正常商业伦理和经济规律的影响乃至直接干扰，这无疑令人感到遗憾。

这种对中国企业、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扰乱，除了成为提出此类主张的政治人物捞取个人政治筹码的工具之外，对德国自身发展没有任何好处。来自德国智库的研究结果，如果“脱钩断链”成为现实，欧盟以及德国事实上均需承受巨大损失。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若德国产业链从中国回流至德国本土，德国GDP将损失10%。

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数字互信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客观承认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差异的同时，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理性规制此类分歧和差异，将双边关系，以及对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规制，放置在科学、理性的轨道上，避免错误信息、虚假信息的误导，避免对国家安全理由的泛化和滥用，避免纯粹从德国国内政治诉求出发，对中国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展开毫无事实依据、基本以想象为基础的扰乱。

相比美国而言，德国并没有特殊的全球霸权利益需要进行维护；此外，德国自身的发展，也可以从中国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应用中，获得实质性的收益，5G领域中德的合作，已经体现出这种合作可能带来的优势与成果。《报告》提出的坚守技术开放、供应多元、平等互利、互不歧视等核心原则，基于数据本地化、全球按需流动的操作性建议，在不同程度上已经在诸多场景中得到有效检验，也必然能够在中德数字合作中发挥增强信任、优化协同、共同发展的积极作用。

真诚希望有德国政治人物以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务实提升中德数字互信，扎实推进中德数字合作，让德国自身因此能够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的契机，实现中德双赢的产业目标，也让德国自身实现更加稳健、扎实且有足够韧性与安全的发展。（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