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玮：麦卡锡主义复活，决非美国民众的福音

冷战初期，美国出现过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追求狭隘私利的边缘政治人物麦卡锡，利用人性弱点，煽动反共情绪，挑起社会对立。《富布赖特：美国冷战外交的批评者》一书这样写道：“麦卡锡不断挑起和制造混乱，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关系造成巨大伤害。美国民众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病态心理，他们由于不了解情况和缺乏沟通而产生憎恨与恐惧。麦卡锡主义加剧了这种心理。”

历史已有定论，“麦卡锡主义”是有违道义、有悖良知的政治伎俩。这场闹剧被揭穿之后，麦卡锡和他的追随者受到人们的唾弃，并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短短两代人之后，麦卡锡发明的这套政治蛊术，就重现于美国政治生活当中。

近年来，随着美国以“大国竞争”来定义整个中美关系，中国作为美国对手乃至敌人的形象日益固化。美国各方势力在中国议题上形成一致看法，即中国是美国“全方位的威胁”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威胁认知不断被放大，甚至在本应严肃的立法活动中，美国国会两院议员也毫无底线地炒作“中国威胁”。有议员指责中国“渗透”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有议员“控诉”中国“干预”美国司法活动，还有议员“担心”中国“控制”美国网络空间……形形色色的类似言论，反映了美国政治人物在“政治正确”驱使下，争相显示对华强硬立场的躁动与狂热。这种场面与上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兴起时是何等相似。

对于“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政治学家潘成鑫有过精辟的概括。他说，“‘中国威胁论’的话语作用不仅是开出遏制的药方，而且还强令它的执行。这是语言暴政的表现，人们受标签和武器般措辞的支配”。

2023年5月4日的美国国会简报（S1540）记录了参议院某女议员的发言：“保护我们的通信基础设施，是一个全国性的、跨党派的问题。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委员们都表示强烈支持。一周前，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同意立即解决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将获得更广泛的两党共识。我将推动《捍卫我们的网络法》迅速通过。”

这一国会记录清晰地表明，如果把特定目的的立法需要，说成是应对“国家安全威胁”，就可以提高法案通过的可能，有时还能加快其通过的速度。“中国威胁论”也就变成进行政治动员的指挥棒。

政治学家多米尼克·莫伊西曾说，“政治生活有两大推动因素：恐惧和希望……有一个被恐惧团结起来的美国，还有一个被希望驱动的美国”。目前看来，“被恐惧团结起来的美国”可能正在占领上风。也因此，“恐中症”成为驱动整台美国机器的软件系统。

冷战后，美国一度充满希望。希望激励人们利用冷战后的变革形势，争取更多对自身命运的控制权，抵制支配和压迫，促进社会正义，寻求美好的生活。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开始反思“冷战后美国的自满情绪”。例如，在前总统特朗普看来，由于前几任美国总统应对不得力，致使美国在多个重要领域失去优势；西方不再是定调的一方，这在两百年以来还是首次；全球化不再属于美国，美国对世界未来失去控制——而这一切，都应归咎于中国。

特朗普“成功”唤醒美国人“隐秘的种族主义意识”。在美国的政治话语中，非西方的、无神论的、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其未来是不确定的，也是不可预测的，因而是蕴含风险的。美国以“西方文明代表”自居，无法容忍其主导的国际等级秩序受到来自非西方的挑战。

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巅峰时刻已经成为过往。“接触政策”成为政治禁忌，无人敢再提及。相反，新保守主义重新占据上风，以“大国竞争”之名，行“对抗中国”之实，更多是在迎合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实非民众之福。

在“新冷战”氛围还在发酵，在“麦卡锡主义”日渐回潮的今天，普通美国民众需要警惕，以竞争为名的国家对抗，到底能为自己和周围人带来些什么？（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