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消除中欧隔阂需要定力和时间

中国和欧盟于9月25日在北京举行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进入9月以来，中欧之间互动频繁：一是李强总理于9日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会晤，这展现出了中欧政府层面高频率交流在不断深入；二是“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于6日在德国“高科技和数字化之都”慕尼黑举行，由中方和德国汽车协会、宝马集团等德方机构及跨国大企业合作举办，这展现出中德中欧在政策、科技和产业领域密切合作议题多、前景广。

这样的景象与今年上半年德国和欧盟一些政府部门宣示其对华政策时所营造的负面舆论环境形成鲜明比照。整体看，当前中欧关系的确很复杂，但实践层面远比媒体呈现出来的积极，机会大于风险。笔者认为，中欧关系当前和今后出现什么样的曲折状况，在认知层面上很大程度取决于欧盟方面怎么看、怎么做，当然也与中方的回应相关。

“三重定位”干扰中欧合作

欧盟的对华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充满矛盾，偏离了中欧关系的实际。从利益和目标角度看，把“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硬揉在一起来定义中欧关系，是罔顾中欧互为最重要贸易互惠伙伴的事实，也有违逻辑。因为，是伙伴就意味着双方利益共同；是竞争者就意味着双方在互动中各自争取更大利益。不管是共同利益的伙伴，还是争取更多利益的竞争者，双方都有利益的交集，可以在充分信任或部分信任基础上合作或竞优。但若是制度性对手，就意味双方关系是零和博弈的斗争。把对方定义为制度性对手，就是把利益让位于安全。利益激发合作与活力，而安全则可能引发敌对与破坏、抗衡对立，不计成本。

欧盟一些政治精英试图把中欧关系推向“制度对抗”的方向，用冯德莱恩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的话说，就是中欧中德关系中“制度性对手”的因素上升，以此为其“去风险化”的策略寻找逻辑基础。这是对中国以己度人的误判。一些欧洲政治精英曾希望改变中国的制度，如今对发展起来的中国没有改变制度而失望，更因中国的发展深感不安，这样的心理状态很可能还会持续。问题是，一些欧洲人由此认为中国会改变欧洲的制度，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还要调查其高校是否受到中国的“政治渗透”，这就令人瞠目了。

其实，这些欧洲人大可不必焦虑，因为中国没有“对外传教”的传统，也没有文化殖民扩张的历史，更不会有改变欧洲政治制度的想法，中国谋求的是合作共赢，共担全球责任。即便有些讲述中国制度与发展的活动，甚至这些活动在欧洲举办，也是为了让欧洲社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减少对中国的误解。

“去风险”源于对华认知赤字

欧盟以“去风险”定位中欧关系，是对中欧关系和中欧双方利益的“风险化”。如前所述，欧盟“去风险”对华策略的基础是把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即你的存在威胁我的存在。其结果是，欧洲一些政治精英和媒体联合起来对着中国喊“狼来了”，引发欧洲社会层面的“恐华”“拒华”心理，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层面竭力“风险化”中国。这一轮由政治推动的“中国制度威胁论”不同于以往主要由媒体炒作的各式各样的威胁论，更有实质的系统破坏性，令中欧经贸问题政治化，欧洲社会对华认知意识形态化。

今年上半年，一位德国联邦议院人士对笔者说，联邦议会外委会会议上的议题除了俄乌冲突就是“中国风险”，听上去像是乌克兰的议会或是美国议会在开会。用这个比喻描绘德国当前公共讨论的涉华议题设置很形象。

一位研究中德关系几十年的资深德国学者十分担忧地告诉笔者，当前德国和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意识形态化严重，真正研究中国的学者被排挤和攻击，任何谈及正视中国社会进步的观点都被视为“受中国政府洗脑”的结果。一些政党人士对华态度偏激到失去理性，让人联想到19世纪流行欧洲的“黄祸论”和德国历史上曾经的极端时期。这位学者表示，他的担忧并不只是为了中国，更是为欧洲，尤其为德国，寻找“替罪羊”，把自己的问题转嫁到他人身上，已经不止一次给欧洲和人类带来灾难。

还有两位今夏来华交流的欧洲大学生告诉笔者，他们来到中国惊讶地发现，自己看到的中国和在欧洲听到的中国大不一样。来中国前，他们参加有关中国的讲座时听到的提问是，来到中国会不会被监控。类似的信息赤字和负面臆想在欧洲社会上蔓延，动摇着中欧关系的社会基础。

颇具悖论意味的是，欧盟高层一再强调“中国知识”的重要性。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要推动者德国近年来在大力推动“中国能力”项目，希望以此让德国学生和民众了解中国，培养中国研究和中国事务专业人才。但联邦政府教育部长要的是“独立的中国能力”“批判的中国能力”，独立于谁呢？“批判”又是何意？简言之，就是认识中国风险和机会的能力，但当前主要是认识中国风险，不能“天真地”和中国交往的能力，要保持“风险警惕”。这怎么能够吸引青年学生和民众学习汉语和全面地了解中国？难怪德国当前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近两年在大幅下降。政治推动的“去风险化”已经影响到社会个体的涉华认知。

让欧洲许多“知华派”专家担忧的不仅是关于中国的真知灼见不受尊重，更在于他们看到热衷政治观点的智库成了政府对华政策的知识来源，垄断了“对华认知”。柏林一家研究中国的知名智库负责人曾说，他的智库坚持独立性，就是坚持不听汉学家的、不听中国人的。他认为，欧洲汉学家都被中国政治洗脑了。一位享有很高声望的汉学家在向笔者讲述这段经历时，表达了深深的失望。他认为，德国和欧洲迫切需要对中国的客观认知，智库只关注观点，因为观点就是卖点，它们缺乏关于中国的知识积累，对知识也无兴趣。

缺乏知识，智库依靠“技术分析”开展战略演绎。被称为欧盟和德国对华政策“主要知识来源”的某智库在中共二十大刚刚闭幕就推出了解读，根据词频技术判断称“中国已放弃发展优先的战略，代之以安全”。并由此推测，中国对外会更重视军事扩张，台海局势更趋严峻，因此中国也会变得越来越危险。依靠“技术”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忽视了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系统论述。

欧盟“去风险”策略建立在对华误判和不信任基础上，已经成为中欧相互认知关系中的破坏因素，其结果挤压着双方战略共识空间，损伤双方的实际利益。

欧盟决策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压缩中欧战略合作空间就意味着欧盟在对外政策中选项减少，而欧盟谋求的战略自主是与其对外选项多少成正比的。弱化对华关系，欧洲势必更加依赖美国。与美国打交道，欧洲已经不止一次吃到苦头了，“特朗普化”的美国政治让欧洲一直心有余悸。明智的欧洲人士应该明白如何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给自己留下更多选择余地和更大的自主空间。

中欧之间合作仍是主流

应该看到，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有本质区别：当前中美之间是美方在全力推动不计代价的“战略竞争”，其核心特征是美国全方位遏制中国、护持其霸权地位；中欧之间则主要是由欧盟发起的、计算成本的“地缘经济利益之争”，其基本特征是欧盟要防止其在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如果这样的判断成立，人们就有理由相信中欧关系还会朝着相互健康依存、互惠共赢的大方向发展，双方的相互认知在经历过碰撞之后会达到新的平衡。

笔者所在的学校仅今年上半年就接待德国和欧洲来访的11个团组，组织学者学生到上海和周边地区欧洲企业调研，本人和师生们有机会同欧洲政府官员、大学管理层、学者、企业家和学生广泛交流，从中能深切感受到来自欧洲方面因沟通赤字引发的焦虑和加强与中国交流的期待，也让师生们深切地感受到加强对欧洲研究和了解的重要现实意义。

中欧之间合作是主流，在广泛的关系和互动中存在隔阂也属正常，这不同于美国对华关系的遏制定位和恶意行为。要看到中欧相互认知中的客观差异，诸如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但欧洲看到的是自己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不断下降，感受到的更多是压力和焦虑。欧洲理解中国的发展需要时间，中方也需要让欧洲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带给欧洲的不是风险而是机遇，在与欧洲互动中增强针对国别和区域的话语意识，尤其是交锋之时更应注意交流，回击少数时也要注意回应多数。

中欧相互理解需要时间和诚意，正如李强总理在与冯德莱恩会晤时所言，中欧双方要“加强沟通协作，提升中欧经贸关系的可靠性、稳定性”。本月初慕尼黑汽车展上来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广受关注，欧洲汽车业也感受到了压力。德国总理朔尔茨与中国汽车行业代表同台演讲，表达了“欢迎竞争”的信心，中德双方在展览期间还共同举办了“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共同谋划未来。这些都展现着在健康竞争的环境下，双方完全拥有相互信任和信心的潜能。（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