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敏：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特有烙印

据《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40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占总人数的47%，这批由80、90、00后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以60、70后为主体的“农工一代”存在巨大的差异。一代人的成长经历、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均会在一代人身上留下烙印。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状态、返乡路径、婚恋、家庭发展、消费行为与社会融入等方面存在一些群体特征。

在就业选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在第三产业就业。但受其教育水平限制，他们进入的往往是第三行业中的基层岗位。如果说“农工一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等第二产业，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形态更加多元，包括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快递员、外卖员、商场销售员、公司客服、房产中介等。他们有些人认为，进工厂工作虽然工资相对稳定但不太自由，而在工地工作虽然工资可能不低但太辛苦。对比之下，依托信息技术、数字经济发展而来的一些就业方式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宠。

但是，这些行业很多时候流动性大且劳动单价偏低。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慢慢发现自己陷入了 “白领岗位上不去，蓝领岗位下不去”的处境。有些人也因此意识到返乡似乎是自己的必然归宿。

但很多人已经“回不去农村”，或者说“不甘心回到农村”，因为他们是“没有农村生产生活经历的农民”。他们的“返乡”很多时候返回的不是农村老家，而是根据自身能力以及父母的支持力度选择返回家乡所在的县级或地级市，是“返县”。

在婚姻家庭方面，婚育状态不同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不同的压力。已婚已育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聚焦于核心家庭的发展压力，往往将家庭发展的突破点放在子女教育上。因为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当前这种“不上不下”的处境与自己在教育竞争中的失败直接相关。从不同层次的学校跨入社会，与此伴生的同辈群体之间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的分化，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深刻的“现实”体验。围绕子女教育配置家庭劳动力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核心，这与“农工一代”围绕挣钱养家这一粗放型目标进行家庭劳动力配置不同。为了最大限度保障子女教育，年轻妈妈返县陪读、超龄老人返村务农、青年父亲进城务工的“一家三制”家计模式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并不罕见。

在消费行为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不论是在务工地还是在家乡，很多人不会轻易委屈自己，积蓄习惯相对弱，可能会在除去刚性支出之后尽量享受生活。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消费行为与城市里其他群体并无明显差异，其中有些人甚至会通过网络金融平台贷款进行超前消费来追求“拟中产化”的生活方式。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与“农工一代”通过极度节俭、“自我剥削”的方式进行最大化积累的观念有所不同。

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观念与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学生时代的他们可能由自己的父辈“农工一代”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及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之后的人生体验也让他们能够更多地认同围绕个体生活体验展开消费的方式。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成家之后新增了子女抚养教育、房贷车贷等支出，但依然在努力寻求自身消费与家庭公共开支之间的平衡。如果这种平衡无法实现，他们可能会将核心家庭发展的压力转移到他们的父母“农工一代”身上。现实生活中娱乐方式的成本可能不低，所以他们会主动控制同类型社交活动的频次以及交友范围；虚拟世界的娱乐方式相对较低，所以他们更倾向于在虚拟网络社交平台中实现“好友们”的狂欢。因而，在低水平收入的硬约束下，新生代农民工穿梭于现实浅社交和虚拟短狂欢之间，很多时候他们的人际交往不具备“农工一代”的生产性和延展性。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选择、返乡路径、婚恋等方面都已发展出与老一辈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时代语境下，各种形态和选择之间都没有好坏之分。社会需要回应的是怎么让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作者是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