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仕佳：日本抵制《芭比》背后的矛盾认知

近日喜剧电影《芭比》和讲述“原子弹之父”人生经历的硬核传记电影《奥本海默》在全球多地上映，两部风格截然相反的大片同期上映,都叫好又叫座。可是在日本，混搭芭比粉红色幻想与奥本海默时代核爆炸图像的“芭本海默”却引起愤怒，日本网民宣称要大规模抵制将于8月11日上映的《芭比》电影。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截至2021年3月，持有“被爆者健康手帐”的日本人约12.7万人，平均年龄为83.94岁，但他们并非此类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换言之，当前在社交网络上抗议的日本网民绝大多数未亲身遭受原子弹轰炸，而是通过倾听亲历者讲述、阅读相关文章等途径共享关于1945年8月发生在广岛和长崎的记忆。日本社会关于原子弹轰炸的叙述深刻影响了这些日本网民的认知，而这种叙述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重视再现亲历者的体验。由亲历者讲述的原子弹轰炸后的恐怖细节最具冲击性，他们口中的话语、身体遗留的伤痕成为听众想象广岛和长崎惨状的直接依据。此外，展示亲历者叙述的文字记录、亲历者的遗物以及相关照片影像资料也可辅助观众直观还原核辐射带来的深刻创伤。亲历者的体验具有强烈的临场感，此类关于原子弹轰炸的个体体验便在长期反复重现的过程中演化为日本国民所共享的记忆。

第二，从技术伦理层面否定核武器。亲历者的经历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是核辐射造成的长期身心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性歧视。于是产生核辐射的核武器成为日本社会关于原子弹轰炸叙述的主要谴责对象。加之受20世纪中后期反思“技术中立论”的影响，对技术的一般性批判与日本社会所独有的原子弹轰炸体验结合，将核武器塑造成为威胁全球安全的“敌人”。

第三，呼吁实现全人类的和平。个体的悲剧经历叙述与关于技术伦理的思考成为日本关于原子弹轰炸叙述的两大坐标，由此引申出人与技术之间关系的哲学性讨论，进而发展为一种指向全人类的和平主张。

由唯一遭受原子弹打击的特殊经验推导出的全人类和平主张无疑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返国际社会并更新自身定位、扩大国际影响力的路径之一。与这种路径相伴而生的，是日本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提出并长期坚持的“非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政策。

然而正如日本学者武藤一羊在《活动着的废墟：福岛核电站——从原子弹爆炸谈起》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被巧妙掩盖在“非核三原则”政策之下的，是日本政治精英试图发展核武器的野心。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及经济潜力”这一隐秘目的，大力发展原子能产业并在民众中间制造“清洁、安全、便宜”的原子能“神话”，武藤一羊将这种做法定义为“硕大的战略性掩饰”。

民众朴素的情感和政府的政策引导合力塑造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关于原子能的“二律背反”式理解。一方面，关于原子弹轰炸的残酷印象和对于核武器的憎恶之情通过反复重现幸存者体验的方式传承。另一方面，遍布日本列岛的核反应堆所呈现的技术潜能又促使民众心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偏转，“拥核”主张在对尖端科技的期许氛围中慢慢抬头。然而讽刺的是，后者不仅给强化核武装技术的军事目的提供了“伪装”，还留下了巨大的社会和环境隐患。

众所周知，2011年日本发生地震之后，福岛核电站因天灾叠加人祸发生重大核泄漏事故。自那时起，放射性废水随着海洋扩散到地球各个角落。而现在日本政府更是单方面决定向海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其严重后果是可以预见的。

这次抵制《芭比》电影的动向客观上暴露了日本社会内部的认知矛盾：哀悼原子弹轰炸惨痛过往的同时又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原子能不当利用带来的恶劣影响和潜在的国际风险。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抗议执意排放核污染水入海，舆论调查显示日本国内支持公开讨论“拥核”及“核共享”等议题的人数逐渐攀升。依托原子弹轰炸体验的单向度历史反思之下，关于全人类和平的愿景仅仅只能停留在口头表达层面。从这个意义上看，日本网民对于《芭比》电影的抵制又能得到多少真诚的理解呢。（作者是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