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培喜：应共同抵制、防止数字冷战的出现

数字和网络问题拥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技术等多重含义，占据科技创新、对外贸易、对外宣传的制高点，涉及多样的官方和非官方利益主体，近些年演变成为一个极其重要并且广受关注的议题。然而，网络空间逐渐衍生出一种危险的趋势，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到现在的拜登政府，作为互联网发源地的美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因素作为借口，在全球拉开数字铁幕，在网络和数字空间重新划分敌我阵营。

宏观方面，华盛顿试图主宰网络空间、划分数字阵营的迹象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推动网络战争合法化，甚至试图推动联合国认可使用核武器回应网络攻击的规则；二是实施全球大规模数字监控，在美国《涉外情报监视法》702条款的支持下持续监控全球公民；三是以国会财政拨款的方式体系性地制造抹黑他国的虚假信息；四是利用在芯片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分化全球数字生态系统；五是在网络空间渲染文明冲突论等争议价值观，将网络空间认定为文明、文化、不同国家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对峙的新领域。

微观方面，数字冷战的迹象主要体现于特朗普政府的“清洁网络计划”和拜登政府的《互联网未来宣言》。2020年，特朗普政府发布“清洁网络计划”，试图在电信运营商、应用商店、应用程序、云服务、海底光缆、5G等数字领域排除异己。2022年，拜登政府联合61个所谓伙伴国家和地区推出《互联网未来宣言》，希望在网络基础设施、应用程序、技术标准、虚假信息、跨境数据流动等领域建立新的价值观联盟。

美国之所以要拉下数字铁幕，根本原因在于它不想解决美国在网络和数字领域所面临的全球信任危机和结构性矛盾。从全球角度看，数字世界的主要经济问题是美国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全球垄断，数字世界的主要安全问题是五角大楼对世界各国的网络攻击和数字监控。美国在军事和情报领域不想放弃网络攻击和数字监控，在经济领域又不舍得限制自己的平台企业，只能选择诉诸意识形态仇恨和舆论操纵，以赋予自身行为合法性。

美国试图拉下数字铁幕，并且尤其针对中国，源自斯诺登泄密事件之后美国与世界在数字领域的一系列互动行为。斯诺登泄密事件导致欧盟废除欧美之间默认数据自由流动的“避风港协议”，打开了欧盟数字立法的“潘多拉魔盒”，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广泛跟进，给美国平台和技术企业带来巨大的合规压力。美国遇到挑战的传统做法就是搞阵营划分，在非美国盟友国家中，挑选出被它妖魔化的对象，转移世界注意力。中国恰好在这个时候实现了极大的发展，加上华盛顿担心中国科技实力持续壮大，不断出现华为5G技术和TikTok算法能力等这类领先美国的“科技意外”事件，因此美国将矛头指向中国。

然而，网络和数字问题是一个广泛、复杂、多维、交织的难题，仍然存在相当程度上的独特性。由于网络空间的不对称性，参与网络空间治理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全球一网的技术特性，美国五角大楼和华尔街、硅谷的利益冲突，法国等欧洲大国在经济领域追求战略自主，七十七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奉行数字合作路线，中国致力于建立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诸多因素，数字冷战的铁幕能否被彻底拉下来，仍然存在较大变数。

应对数字冷战的答案也蕴含在这些变数当中。网络空间正面临是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走向数字冷战的关键时刻。在这个关键背景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之友”会议时表示，网络空间应当是百花齐放的“大舞台”，而不是搞数字铁幕的“新战场”，并且建议建设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面对工业时代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一系列惨痛教训，网络空间理应成为各国和平共处、促进理解与发展的新机遇和新空间，而非搞格格不入的势力划分的新战场。（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