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岗：日本在“同盟困境”中越陷越深

日美同盟被称为战后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基轴甚至前提，日本的战后史相当程度上是受美国控制与影响的历史，这也使对美同盟成为罩在日本头上的一种“魔咒”。那么日本是否意识到这种“同盟魔咒”？又是否希望从中摆脱呢？

日美同盟与“大国化”追求矛盾

日本战后历届政府以及不少政治人士在谈及日本外交时，都习惯把“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放在首位，由此可以看出同盟或对美关系对日本有多重要。日本同时又有所谓“大国化战略”，简而言之就是想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再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进而让日本成为全方位的世界性大国。

但日美同盟显然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并非前首相安倍所说的“只能美国保护日本而日本受法律限制无法保护美国”，而是指日本在内政外交和安全上受到美国深度影响。安倍政府曾自诩已实现日美关系“再提升”，即两国“彼此保护对方”。但这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仍是只有美国保护日本，哪来日本保护美国？

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的“大国化战略”与“日美同盟基轴”其实是矛盾的。所谓主权，简单理解就是一个国家对管辖区域拥有至高无上和排他性的政治权力。主权国家不论大小都应自主自决，但现在日本在美国全方位影响下连做到这点尚且困难，又如何能宣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呢？

安倍2006年首次出任首相就提出“摆脱战后体制”。虽然公认的日本战后体制是以二战战败为大背景、以和平宪法为基础的政治、教育、安全等各领域的体制，但事实上最大的战后体制就是日美同盟，更确切地说是美国对日本的影响与“控制”。摆脱战后体制，也就意味着对美关系的改变。

以安倍为代表的一些日本政客反对一味追随欧美标准的“战后传统”，提出创设日本的标准和框架，于是有了日本提出的“印太战略”概念得到美欧主要国家接受和使用，有了日本在美国退出TPP后主导推动构建CPTTP等。日本右翼政客极力主张摆脱被美国强加的宪法，鼓吹“自主制宪”，并且确实在摆脱以和平宪法为基础的“战后体制”方面做出不少动作，比如2013年创设日本版“国家安全委员会”、2014年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2015年通过安保相关法案等。

正是在这一系列动作下，日本朝着“军事和政治大国”高歌猛进。但吊诡的是，在大国化过程中，日美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日本不仅不能、不会也不敢对美国说不，日美之间的“一体化”越来越深入，安全层面的同步性尤其明显，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美军的所谓“互操作性”加深，去年年底日本新版国家安保战略更是明显比照着美国国安战略，主张对美独立的右翼组织“一水会”代表木村三浩甚至批评岸田政府是“通过舆论操作与信息控制推动对美一体化的战争准备”。

拓展其他关系并非平衡对美外交

有种说法认为日本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积极外交，包括与澳大利亚、英国等提升安全合作水平，同北约加强关系，和法、德等屡屡在东亚搞联合军演，目的是为平衡与美国的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在做两手准备。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误读了日本的意图。岸田所在的宏池会系统已故前首相大平正芳曾经有个著名的“椭圆哲学”，简而言之就是两个焦点的椭圆比一个焦点的圆更加稳定。这种思想曾使大平帮助时任首相田中角荣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椭圆哲学”也曾为日本其他不少领导人所遵循，但现在有所失势。至少岸田就没沿用“椭圆哲学”，而是遵循了安倍的“单焦点哲学”。与北约、澳、印等开展安全合作，与其说是平衡美国，不如说是在帮美国。美国过去在亚太搞的是以美国为轴心的“轴辐”或“伞状”同盟，其亚洲盟国之间没有太多双边直接联系。日本现在积极参与“四边机制”等多边机制，改善或加强与韩、澳等国双边关系，客观效果上是帮美国穿针引线，在亚太构建以美国为轴心的“网格化”同盟体系。

继续深陷“同盟魔咒”不愿摆脱

以往一些日本领导人追求平衡外交，是因为看到《日美安保条约》对日本的约束，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两条道路：一是以加强与非美力量的关系来平衡对日美同盟的依赖。战后以来，日本并非在所有外交议题上都紧跟美国脚步，一个典型例子就是日本在中东政策上并未对美亦步亦趋而偏向以色列，而是尽可能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只是这种政策取向现在越来越模糊了。

二是改变对美同盟关系。二战后的日本日益与美国深度嵌合，2009年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府曾放言修改对日不平等的《日美地位协定》和“将美军基地搬出冲绳”等，但在美国和日本自民党的联合打压下几乎一事无成，足见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之严。因此即便日本想对日美同盟做出些许改变，至少短期内看也是几无可能，更何况现在日美同盟不仅没有疏离，反而变得更加紧密。

日本要想缓解美国借由同盟关系施加的控制与影响，平衡外交相对而言是更现实的选择。但现在右倾化越来越严重的日本政府非但没这样做，反而在与此背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而也在同盟困境或“同盟魔咒”中无法自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