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如何进一步提高中国资本活跃度

时至年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了部署。在阐释政策意图时，强调“要用好政策空间、找准发力方向，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明确提出“要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笔者认为，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使其与财政、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对于促进经济恢复、有效扩大内需有很强的可实践性。

资本市场本应活跃，但如何评价活跃度有不同的标准。同时，受产业周期、企业绩效、政策变动以及突发事件、市场情绪、信息传导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会出现异常波动或者阶段性疲软。

2015年股市调整以来的近8年间，中国股市总体平淡，令盼望牛市的人们感到无奈。有人说，无论市场是否疲弱，即便是熊市，会博弈的投资者也可以赚到钱。话虽如此，但如果一国的资本市场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和活跃，不仅可以吸纳更多长线资金，形成资本虹吸效应，继而带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还可以增加居民当期财富，提高获得感以及对未来的良好预期，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几何级的促进作用。这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近1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即便个别年份遭遇较大的国际贸易调整、疫情冲击等压力，但从长周期来看，依然是最能够抵御风险、最具增长实力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梯度涌现，居民消费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绿色低碳突破、自贸区港拓展等方面也都取得显著成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外引内联效应为世界所认可，中国日益成为国际投资者争先涌入的目的地。

但相对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活跃度还不够高，近8年来指数涨幅有限。当然，如果从基础制度建设、创新板块培育、机构投资者规模扩张来说，中国资本市场是取得了诸多进展的。特别是以注册制为牵引的系统性制度改革，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指数也是衡量市场活跃度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指标。与美国、英国股市指数的成长性相比，中国市场仍有一定差距。对比是为了激励。股市指数长期平台徘徊，事实上会制约融资环境、财富管理、资源配置等各方面的升级，与国民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资本聚集效应、放大效应、激励效应就难以实现。

当前要活跃资本市场，首先应当继续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要让上市公司这一群体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既包括提高新上市公司的质量，也包括提高已有上市公司的质量。要鼓励并购重组，让优势资本、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支持它们使用股票、债券、收益互换工具等各种金融工具，实现产业发展和资本运营目标。对于经营绩效差、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企业，要加大退市力度，同时鼓励优势企业对其并购。即便是新上市的企业，也要加大并购约束，让那些产业结构单一、运营绩效弱、技术储备不足的企业在上市这道门槛前三思而行，甚至直接知难而退。把资本市场的上市资源真正用到刀刃上。一个并购重组机制有效的市场才称得上是活跃的市场。

第二，活跃资本市场还要给长期资本以配套的政策和制度支持。经过近45年改革开放，我国居民储蓄实现了较快增长，社会各领域沉淀的资金规模也很可观。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就是搭桥、筑渠，让居民储蓄和社会资本顺畅地配置到企业，再由企业生成利润、回报给投资者。

我国多数上市公司属于国内市场的佼佼者，但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并不占优势；同时，在全员生产效率上，我国上市公司也与全球先进企业存在一定差距。这是基本事实，但也是中国上市公司群体存在后发优势的基础。

资本总是逐利的，只要企业、产业、产品、服务有成长空间和利润空间，资本就会聚集过来，分享发展红利。而完善吸引长期资本的制度体系就显得十分重要。我国在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资本工具等层面已经搭建起比较完整的体系，但对长期资本的税费激励措施还有不足。长期资本已在发达市场形成了聚集效应，而中国市场不可能自动生长出同样规模的长期资本。所以，建议对长期资本（2至10年）予以制度性激励，加快形成中国的资本聚集效应、虹吸效应。（作者是《证券日报》副总编辑、中国证监会专家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