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西方所谓“中国+N”计划脱离现实

过去几年来，在新冠疫情以及美国加大对华遏压等复杂因素影响下，西方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寻求将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这种转变一开始被称为“中国+1”。随着美方不断鼓噪“友案外包”“多岸外包”，“+1”发展成“+N”，相关动向也演变成部分市场人士眼中的所谓“中国+N”计划。

“中国+1”或“B计划”最初由日本在21世纪初提出，随着中国本土制造成本上涨加上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以及疫情冲击等因素影响，美欧企业近年来开始跟进该计划。而从全球经济竞争和产业变迁的趋势来看，所谓“中国+1”或“中国+N”既不值得被跟风渲染也没必要大惊小怪，因为全球产业分工与发展有其自身演变规律，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或打造同样有其自身规律，既不可拔苗助长也不能人为切割，否则要么欲速则不达，要么增加交易成本甚至影响全球产业链或供应链的稳定。

工业革命以来，真正称得上“世界工厂”的国家是英国、美国和中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则是一定范围内的“世界工厂”，这六个国家也是当今世界工业设计与制造能力最强的经济体。

从区域和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来看，作为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先行经济体和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自19世纪以来曾长期位居全球制造之巅，甚至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仍在全球高端制造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工业革命稍晚于英国的法国，既是欧洲传统农业强国，也是欧洲乃至世界性的重要工业化国家之一。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美国，早在1894年即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工业实力与高科技竞争力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能力，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工业革命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2022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高达2.79万亿美元，尽管总量低于中国的4.98万亿美元，但在全球高端制造业领域，美国仍是技术最领先的，占据着价值链最顶层。德国作为当今欧洲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和制造业强国，不仅有着深厚的技术底蕴，也是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管理严谨的创新型国家。至于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扮演全球产业和制造中枢角色的日本，尽管受到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而失去了以往气势，但仍是当今世界排名第三的制造业强国。

以中日韩为中心、东盟和印度为重要支撑的亚洲供应链，以美国为中心、加拿大和墨西哥为侧翼的北美供应链，以德国为中心、英法意等为支撑点的欧洲供应链，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结合各自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营布局，形成当今世界各具特色和优势的“三大制造业中心”。其中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占据30%的份额，因而被誉为头号“世界工厂”。

从全球产业发展史来看，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80年代，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工厂”“世界制造中心”前后持续了200年左右。随着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并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在经济发展上获得三大红利——“入世”红利、全球制造业转移红利以及人口红利，经济规模连上台阶成为全球第二，并在2010年左右成为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高、中、低段均比较完整的新兴经济体。

但一方面，也正是从奥巴马执政美国的2009年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开始纷纷推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流”等举措。中美2007年左右形成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格局在持续10年之后，随着美方2018年单方面挑起对华经贸摩擦而出现一定程度上的断裂。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入世15年后开始从高速增长步入中高速区间。2015年起，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开始出现向外转移与继续吸收外资并存的局面，有些企业将生产线转移到东南亚地区。

以越南、印尼、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中国这样作为“头号世界工厂”的完整产业链配套、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以及相应的产品包装设计、市场推广、信息咨询、售后服务与金融支持等体系化条件和能力。但它们普遍拥有较为充足而且年轻的劳动人口，基础设施条件正在逐步改善，产业承接与配套能力提升较快，未来有潜力成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要支点。而对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决策者而言，站在本国经济安全角度“反思”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脆弱性，进而寻求在全球经济变局中的最优应对方案，本身可以理解。但当过多泛政治化因素和阵营对抗思维掺杂进来，这种“反思”和应对就明显脱离了正轨，结果适得其反。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需要审慎应对以稳住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基本盘与核心盘，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中国+N”战略带来的冲击。当前，中国正在全力推进制造业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中枢地位有望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当然，真实世界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变迁有时无法与一般的静态假定完全契合。随着中国制造业发展边际成本的提升以及国际新一轮产业转移、技术变革与贸易条件的变化，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的抬头，中国需要通过内外循环的高度联动与相互支持，通过大力推动数字技术革命、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供给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来实现制造业的整体升级，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外部战略围堵，为如期实现我们的远景规划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