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刚：亚洲大国该怎样助力“新中东”发展

百年大变局下，中东国家“向东看”，亚洲国家“向西进”，双方建立日益密切的务实合作关系。就在最近两天，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相继访问海湾国家，但这又被一些媒体惯性化地解读为“对抗中国的影响”。而在中东越来越展现新气象的情况下，亚洲国家更应超越战略竞争陷阱，为地区和谐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美欧安全观阻碍中东问题解决

一直以来，中东地区被称作“全球火药桶”，民族矛盾、教派纷争、领土争端、难民问题等久拖不决，加上美欧大国介入，地区国家内部冲突与大国全球竞争盘根错节，这些都加剧了中东局势紧张。美欧大国在中东分而治之、构筑“小院高墙”，发动“代理人战争”，不仅未能解决中东国家的安全问题，反而使地区安全国际化、双边安全多边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主张以对话代替对抗，以结伴代替结盟，这种新安全观受到越来越多中东国家青睐，也为中东和平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今年3月，中国成功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带动中东地区“和解潮”。中国为中东地区带来的和平红利正在逐渐转化为发展红利。沙特和伊朗化剑为犁，促进了海湾地区整体投资环境的改善，为域外国家同西亚国家加强务实合作奠定基础。

发展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总钥匙

“9·11”事件后，美西方认为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是“民主赤字”。美国积极推动“大中东民主计划”，促进中东的“人权、法治和自由”。但实际上，美西方并不真正关心中东民主问题，而是试图将中东盟国打造成对抗非西方大国的工具。

在中方以及国际社会更多理性国家和人士看来，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发展赤字”。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和动能不足成为阻碍中东国家走向更大繁荣的瓶颈。“阿拉伯之春”十年里，域外大国地缘政治与地区强国教派政治相互交织，中东各国陷入零和博弈的漩涡而错失发展良机，中东与世界发展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

在中国、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推动下，中东“和解潮”促进了中东地区从战争与冲突的“旧中东”迈向和平与发展的“新中东”。中东各国对外努力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对内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纷纷将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沙特和阿联酋的“2030愿景”、科威特的“2035愿景”、阿曼的“2040愿景”、土耳其的“中间走廊”计划以及伊朗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等逐步得到落实。

亚洲大国为中东发展注入新动力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欧大国对中东事务的关注度进一步下降。与美欧国家在中东寻求地缘政治利益不同，亚洲国家寻求地缘经济利益，亚洲整体合作水平不断提高。

亚洲国家普遍认为，冲突没有赢家，安全不可分割，中东国家只能和平共处。域外大国应以对话促和解，以发展促和平，而不应以军备促对抗。各国应积极做大合作的蛋糕，以利益共同体促进安全共同体。

“新中东”背景下，“发展本位”已经代替“安全本位”，亚洲大国纷纷将国际合作的目光投向中东。中东国家则从西方“代理人战争”与教派冲突的漩涡中走出来，避免再次成为域外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牺牲品。西方学者认为，日本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美日澳“蓝点网络计划”、七国集团的“重建更好世界”计划和“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计划”，以及美国-印度-阿联酋-以色列“四国机制”等，多多少少都旨在稀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亚洲大国应站位更高、格局更大，为中东国家的发展提供正能量、注入新动力，而不是配合西方大国在中东搞科技与基础设施恶性竞争、建立排他性经济科技联盟；应基于市场化原则推动国际合作，而不是将发展议题政治化、科技合作安全化、相互依赖武器化。中东足够大，发展机遇足够多。

“新中东”背景下，中东各国战略自主意识增强，不愿意卷入大国竞争。中东国家民生改善面临重重挑战，粮食安全、失业问题、城市病、生态环境、产业落后等问题突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中东国家要跟上数字经济、能源转型的步伐，需要与亚洲各国建立全方位伙伴关系。发展是亚洲各国的首要任务，也是亚洲国家的共同价值。西亚国家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经贸、能源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升级，将有助于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作者是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