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名学者探讨：日本对华战略定位破坏性已相当严峻，中国如何应对

日本安保战略和对华认知“质变”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日本国家安保战略出现重大调整，开始走上一条极不正常的轨道，而且这不会是一个短期或暂时现象。去年12月岸田内阁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就是一个标志，日本新的国家安保战略中比较突出的方面就包括对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战略定位。其中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将中国台湾地区定位为“与日本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以此为基调，日本接下来会有一系列后续行动。岸田文雄计划参加7月初的北约峰会以及日台在执政党层面加大勾连等，都可以看作是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调整后新的动向和举措。

总的来说，日本对华战略定位的破坏性已经达到相当严峻的程度。过去有种说法，即中美矛盾是主要的，日本对华政策是追随美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某些领域或议题上甚至可以说是日本在“带节奏”和领跑，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是东京主动要求美国协防日本；在“印太战略”问题上，也是日本先提出构想，随后美国在政策调整中引入这一概念并制定美版“印太战略”；在与北约合作问题上，日本早在2018年就在北约设立了办事机构，现在对于北约在东京设联络处也是态度积极。

换个角度来看，日本的“异常”也足够扎眼。表现之一，就是日本经济增长率今年乐观估计在1.5%左右，但其防卫费却猛增26%。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得好、财政支出大幅增加，防卫费方面相应增加可以理解，但日本的情况并非如此。有报道说，今年日本GDP增速将被德国赶超，但日本的防卫费支出却超过德国，这是明显反常现象，在和平时期也较罕见。加上日本不断制造和渲染“中国威胁论”，污蔑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力度都是前所未有。战后几十年来，日本总体上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扩大海外市场等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当前日本的经济状况决定其本应继续加强对华合作，但这时日方偏偏以“经济安全”为名，违背日本经济界的普遍愿望，配合美国对华经贸和科技打压，包括将从今年7月23日起对半导体制造设备等23个品类实施出口管制，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做法也显然“不正常”。

日本国家安保战略的重大调整及其相应动作导致中日政治互信严重受损。随着两国政治关系趋冷，经济关系也可能会转凉，进入“政冷经冷”状态。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日本国家安保战略三文件的修订出台确实标志着日本近年来最重要的一次国家战略调整。较之2013年版本，日本新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调整和变化非常之大，称得上是“质变”。首先一大变化就是写入“反击能力”，也就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根据日本和平宪法规定，其防卫方针只能是“专守防卫”，即所有武器装备都是防御性的，但现在日本已开始大张旗鼓地购买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等攻击性武器。按照新版国家安保战略，这种所谓“反击能力”实际上是攻击性的，可以进行“先发制人”打击，这显然有悖于“和平宪法”，暴露出日本新版国家安保战略的实质。

二是把“经济安保”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依此涉及到对华层面，将意味着严重影响中日经贸往来，日方首先考虑所谓“经济安保”，势必对中日既有经贸科技交流产生负面影响及限制作用。

三是提升日本自身防卫力建设的地位，将其重要性置于日美同盟之上。这就导致一种反差，即日本当前阶段的经济复苏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而其防卫费却要反向提高到占GDP的2%。

四是主动寻求“印太”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这又涉及前面提到的一个问题，即日本国家安保战略以及对华政策调整是迫于美国压力吗？答案显然不是。日本在相当程度上一直在鼓噪和引领东亚话题，制造乱局。比如，借“乌克兰危机”加大对台海问题的鼓噪和炒作等，也是日本在呼唤美西方“东顾”。

郭晓兵（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主任）：观察日本国家安保战略乃至对华政策的调整，核视角也是不可或缺的。日本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巨大核武潜力的国家，随着日本在核问题上跳得越来越高，日本会否跨越核门槛就成了一个重要话题。

日本要跨越核门槛主要涉及五个方面，一是技术门槛，这对日本来说很低。二战期间，日本就曾秘密研发核武器，具备完成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能力。上世纪90年代，日本宣称183天内就能造出原子弹。二是材料门槛，日本作为核能大国，刻意囤积大量裂变材料。截至2021年底，日本在国内外的钚持有总量约达46吨，其中9吨多位于日本国内。日本一些政客早就不再讳言未来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以“威慑”中国。三是运载能力。在这方面，日本拥有先进的航天发射技术，固体火箭技术居全球前列，H-2B运载火箭和艾普斯龙运载火箭有强大投送能力。四是政治门槛，日本发展核武现在面临强大国内民意反对，但随着日本右翼加大鼓噪，日本放弃“无核三原则”、突破核不扩散底线、获取核武器的风险在增加。五是外交门槛。日本跨越核门槛的主要制约因素是美国的反对。现在美国还是以强化“延伸威慑”来稳住日本，但未来如果觉得在亚太的霸权地位难以维系，就可能纵容日本拥核。

无论从日本自身还是地区安全角度来看，日本跨过核门槛都是一个极度危险和愚蠢的选择。但随着日本内政外交的右倾化加剧，不排除日本未来作出这种决定的可能。

日本扩军备战重现军国主义苗头？

刘江永：军国主义是一个专用词汇，主要指日本当时在明治帝国宪法下整个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不断对外侵略扩张以及就此形成的思想体系，整体上构成军国主义。现在日本的国家战略确实出轨了，但是否会恢复到战前那种军国主义，目前而言不太可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和平宪法依然存在，目前日本国家安保战略虽然调整并实际上架空了日本宪法，但也大体还处在该宪法下。

日本不断扩军备战的背后逻辑，不是马上就要针对中国或其他国家发动军事行动或战争。战后以来日本一代代人了解和遵循的，主要是美国主导的那套以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为主的国际关系逻辑，因此它现在寻求的是加大对华威慑，如果自身威慑力不足那就联合美国乃至美国之外的其他所谓“同志国”，比如加强美日韩三方安全合作以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

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出现两种潮流，它们激烈碰撞，决定着东亚的和平乃至世界的未来。一股潮流是“暴力的多边主义”，即以美国为首的封闭性、排他性军事集团，包括北约以及亚洲这些双多边同盟，现在正围绕围堵遏压中国而往一起集结。日本现在的战略基本就是学着美国搞这种“暴力的多边主义”或假多边主义。另外一种潮流与之相反，即强调和平、开放、平等、共赢等原则的“和平的多边主义”。这是真多边主义，也是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实际参与和践行的多边主义。

吕耀东：军国主义可从思想意识与制度两个层面概括和理解，总体上指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从属和服务于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从现在日本的情况看，这种军国主义在制度上仍然受到现行“和平宪法”限制，但从实际情况看，军国主义残余思想在日本仍有存在，很难被彻底消除。

怎样应对日本错误对华政策

刘江永：面对纷杂的国际形势包括如何应对日本错误对华政策，我们得讲哲学。主要矛盾当然要抓，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按照这种思维，我认为妥善处理对日关系就不仅仅是抓住对美博弈这个主要矛盾的事。

我们可以通过态度和行动上的适当疏远，达到稳定对日关系的实际效果。一方如果只顾步步紧追，往往不一定能成就好事，倒是不断增加自身魅力和加强处事技巧，有时能够收获好的结果，这在哲学上叫相反相成。我们持续加大与欧洲一些国家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经贸合作，就可能会倒逼日本反思一味鼓噪“抗中”最终将适得其反，错过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和加强国际多边合作的又一波红利。

我们还要清楚日本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日本民众当中确有一部分人不明真相甚至被右翼反华舆论洗脑，比如围绕历史问题或钓鱼岛问题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理性人士。即便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我们也是将军国主义分子与日本普通民众区分开来。现在道理仍是如此。作出错误对华决策的政客与日本一般民众不同，我们要适当思考为何一般民众会支持日本政客的错误决策呢？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在某些问题上还没认识清楚。比如钓鱼岛主权归属争议，我们需要长期、持续和常态化地讲清楚钓鱼岛为什么属于中国而非日本。

再者就是我们要继续加大努力做好自己的事。只要这样我们才能让自己更具吸引力和影响力。正所谓内因是主要的，外因是次要的，只要持续做优做强自身，外部就奈何不了我们。既要增强硬实力也要锻造软实力，做好中国的事情，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道理。（本文基于在6月30日环球时报研究院主题论坛“日本对华政策正走在错误道路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