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慧：东京的疑惧心理是中日关系负资产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也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45周年。45年来，中日关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对华认知由正面转向负面，日本的对华政策也由积极转向消极。

1978年8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两件大事的相继发生，预示着中日关系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政治基础；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则给中日关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之初，中日国力差距明显，经济互补性很强，日本积极支持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时期，日本具有明显的优越感，很难想象中国会有朝一日赶超自己；而中国则虚心向日本学习和请教，积极引进日本的资金和技术。另外，从外部环境来看，在“美苏中大三角”格局下，中日彼此借重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也是促进中日关系的积极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发展迎来“蜜月期”，日本对华认知和国民感情不断朝着良性的方向转化，并在上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民调显示，1978年后的十年间，“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大体保持在70%至75%之间，有的年份甚至接近80%。

冷战结束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历史、领土、安全等问题凸显，中日之间政治摩擦频仍，“政冷经热”成为两国关系的新特征。1991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状态。这种情况，在日本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甚至 “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步入更加快速的发展轨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稳步攀升。中日国力的此消彼长，导致日本社会自信心受挫和焦虑感上升，也使日本国内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声音。这种噪音在日本民间尤其具有市场，并且呈现出日益抬头之势。

日本对华认知转向负面，也是日本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结果。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党等“革新势力”严重衰微，日本政治出现“总保守化”“右倾化”发展趋向。这导致日本的反华保守势力难以受到牵制，推动中日友好的力量下降，日本社会主张“中日友好”的声音减弱了。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对华国民感情不断恶化。民调显示，1996年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被“没有亲近感”的反超；进入21世纪，后者的比例更是一路攀升。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日本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评价却不降反升。特别是2006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后，日本在这方面的感受更加深刻。在新世纪头十年，尽管中日关系受历史问题等影响而困难重重，日本的对华心态总体仍更多视中国的发展为机遇，并愿意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伙伴关系。

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竞争与合作”成为新阶段中日关系的基调。这一阶段，日本对华政策中的竞争与对抗色彩日益浓厚，对华认知也更加负面。

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中日国力发生了“大逆转”。随之而来的是，中日经济从“日本优势时代”过渡到“中国优势时代”；中日关系格局也从近代以来的“日强中弱”转变为“中强日弱”。这种历史性变化，导致日本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疑惧和戒备心理。尤其是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出任首相后，日本无论是对亚太地区形势还是对中国的总体战略判断均发生大幅变化。日方认为，美国的全球和地区优势均因中国的强势崛起而逐渐消解，在亚太地区正在形成“中美对峙”“中美争霸”的格局。如何协助、护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成为日本外交的重大课题。在日本对华判断方面，2010年之后，从互利共赢、共享繁荣的伙伴，演变为“需保持竞争、严加防范的强劲对手”。

近年来，在中国不断发展、美对华战略竞争凸显、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和媒体在钓鱼岛、台海、南海和人权等问题上大做文章，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恶意污名化中国的形象，致使“厌中”“反华”情绪在日本社会迅速蔓延。多个民调显示，八九成的日本民众不喜欢中国，这与30多年前多数日本民众都对华抱有好感的情况恰好形成鲜明对比。

从冷战时期的“苏联威胁论”和“联华御苏”，到今天的“中国威胁论”和“联美制华”，日本对华认知和总体判断发生嬗变。去年12月日本新版安保战略三文件更是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

针对中国，日本忧惧重重的消极心态，已成为中日双边关系发展严重的负面资产。在相关心态作祟下，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也不断浮现——制衡中国开始成为日本对华外交乃至整体外交的主线。而为了制衡中国，日本对内不断增强“自主防卫力量”，打造“能战国家”；对外，竭力护持日美同盟，并以此为基础积极构筑围堵中国的联盟。继承“安倍路线”的岸田政府，切勿在敌视和对抗中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