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兴东：中欧应率先建立数字互信机制

6月16日到25日的短短十天，笔者在欧洲连续参加了三场活动，紧扣当下处于胶着状态的数字互信问题，与数十位欧洲同行展开交流。笔者此次最深刻的体会是，中欧数字互信正处于地缘政治冲击波的风口浪尖，欧洲面临着封闭还是开放两种道路的重要选择。

疫情暴发以来，中欧之间深度、理性和专业的沟通存在明显缺失，这使得当下欧洲政商学界、主流媒体和普通民众在对华认知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差异与偏差。据多位当地导游反映，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依然大大低于疫情前。当下中欧之间交流少、沟通难，是无可回避的现实挑战，也是我们未来需要改善的重点。

类似的现实挑战也体现在数字互信领域。数字互信，是在国与国之间建立基于数字技术的信任机制，它以技术互相开放、供应多元、基于数据本地化全球按需流动、平等互利、互不歧视等原则为基础。今天，大国之间的数字互信陆续出现问题，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如何解决数字互信问题，欧洲面临两条道路的抉择。

一条道路是消极防御，以隔绝、“脱钩”、“去风险化”等方式，通过更加封闭来应对。这种方式短期似乎有效，但面对数字化浪潮，此举如同“抽刀断水水更流”，其后果是将把科技世界划分为不同的产业阵营，引发全球标准碎片化和地缘政治技术鸿沟，提高全产业成本，降低全社会效率，最终损害全球所有民众的基本利益。另一条道路是积极防御，正视问题，在保持非歧视、公平竞争且开放的前提下，针对信任和安全问题，通过合作建立有效的技术方案和制度体系，实现数字时代整个世界的互联互通。

以中德为例。我们在欧洲发布的大国数字系列的第一份报告《中德数字互信报告》，有三个意想不到：一是中德的数字互嵌程度远远超过想象；二是中德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嵌入有着显著的不对称关系，我们对德国的技术依赖远远高于德国对中国；三是一旦没有数字互信，对双方造成的损失程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中德数字互信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关系，清晰反映在两国的经济合作领域。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软件系统供应商思爱普，半导体公司英飞凌，涉及电子、电机产品、能源、医疗、工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西门子，涵盖汽车与智能交通技术、工业技术、消费品、能源与建筑技术等的博世以及大众、奔驰和宝马等在华销量占比约为40%的德系车企等，都已经深度“嵌入”中国社会日常运转之中。

由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全新的认知框架。如果德国政客以清除华为5G作为谋求“去风险”的必由之路，那么中国该如何面对已经在华有着巨大存在的德国企业？将中国的企业和产品视为“风险源”的做法，事实上也将把德国企业推向危险边缘。而且，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全球数字贸易重要性日益凸显。一旦没了两国间的数字互信，不仅涉及双方数字经济层面，更将波及到整个经济领域，这种双输局面谁都难以承受。因此，数字互信不仅是中德两国关系的一大基础，未来也将成为整个国际秩序的制度保障之一。合则两利，分则俱伤，就是对数字互信很好的诠释。

目前形势下，简单的呼吁和讲道理都无法说清楚、道明白，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到数字互信的基本理论，将利害关系进行科学量化，并且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显然，面对数字时代新的挑战，无论是德国、欧洲还是中国，都只有采取开放的积极防御，才是正确之道。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在更加紧密互联的趋势下，通过更全面的沟通与合作建立全新的技术和制度体系，如此既可有效消除和降低潜在的风险与隐患，也可继续推动进一步的合作与发展。欧洲和中国均应站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更加理性、客观和务实，率先建立有效的数字互信机制，为全球树立典范。（作者是浙江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乌镇数字文明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