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东方“巨龙”何以被一咏千年？

长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与象征。自古以“长城”为咏诵对象的诗歌汗牛充栋，为长城赋予了丰厚的文化意蕴。

古代以长城为主题的诗歌都有哪些？这些诗歌是如何反映长城内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的？又是如何书写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的？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郭艳华。

长城何连连  连连三千里

早在《诗经》中，就有对长城雏形的相关描写。《诗经·小雅·出车》中有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

西周末年，大原（今宁夏固原）一带游牧民族猃狁（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渐强，周宣王派大将尹吉甫率军征伐，又命南仲在朔方筑城增兵，设立军事据点。南仲所筑之城，是互不联结的城堡，战时可遥相呼应，有学者认为这就是早期长城的雏形。

“长城”之称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楚世家》中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战国古长城连绵不绝、巍峨雄伟，联结农耕和游牧两种文明，这也成为后世长城承载的重要使命。

“长城”作为诗歌意象，最早出现在秦朝民歌《长城谣》中：“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作品用直白的语言表达对战争的谴责和控诉，成为历代吟咏长城诗歌的先声。此后，汉代陈琳的诗作《饮马长城窟行》，一方面延续《长城谣》的现实主义精神，书写战争对百姓的摧残，另一方面也生动展现出“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的雄奇景象。秦汉文人将悲天悯人的博大胸怀和心系苍生的真挚情感，寄寓于长城主题诗歌之中，显现出中华民族的仁爱精神与和合思想，使长城主题诗歌从一开始就饱含着人性关怀。

魏晋南北朝是古代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长城”这一边塞诗中的重要意象，与“大漠”“汗马”“疾风”“秋草”“旌旗”“明月”“胡乐”等意象相结合，呈现出边塞辽阔凄美的景象：“阴山日不暮，长城风自凄”（戴暠《从军行》）、“长城兵气寒，饮马讵为难”（江总《骢马驱》）。在魏晋诗人笔下，长城成为戍卒所处苦寒之地的象征，对戍守边塞的将士们予以痛切的怜悯和同情，从侧面流露出对战争的谴责以及对和平的渴望。此后曹丕、沈约等文人均以《饮马长城窟行》为母题，将建功立业、怀家思归、同情民生、渴望和平等更为丰富的情感融入其中，从而使《饮马长城窟行》成为经典的乐府古题。

一声羌笛吹关柳  万卒雕戈拥贺兰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他先后两次主持修筑长城，加强防御体系建设，维护和巩固大一统局面。

隋炀帝的《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开篇就以“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展现隋代长城的雄伟壮阔，接下来的“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流露出修筑长城是为了“给后世百姓带来安宁”的使命感。

无疑，从修筑长城的初衷看，长城是为了防御入侵、守护安宁。事实上，也正因为有了长城的存在，战争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幅减少。因此，长城也成为和平的象征。

伴随唐代边塞诗的兴起，长城主题诗歌不断丰富。文人强烈的反战情绪与舍身报国的家国情怀交织在一起，“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李希仲《蓟北行》）、“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王昌龄《塞下曲》）的忠义精神与爱国情怀充溢于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杜牧更是以“广德者强朝万国，用贤无敌是长城”（《咏歌盛德，远怀天宝，因题关亭长句四韵》），将英勇贤德的人格精神与长城的军事功能相比拟，赋予长城内在的精神气韵。

唐代诗人一方面站在民本思想的角度，谴责大力修筑长城给人民带来苦痛，如杜甫在《前出塞九首》寄寓“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的深切期盼，李白在《北风行》中发出“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的悲慨之情；另一方面，在“国难倚长城”（皎然《奉送袁高使君诏征赴行在，效曹刘体》）、“恩威作长城”（姚合《送邢郎中赴太原》）、“唇齿赖长城”（高适《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等深情表达中，长城不仅是保卫家园的坚实屏障，也是将士坚强不屈精神的象征。

历史演进、民族融合与人文精神的交织，使得长城在军事与政治意义之外，被赋予丰厚的文化与情感意蕴。不论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的荒寒，“一夜征人尽望乡”（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的思念，还是“海暗云无叶，山春雪作花”（郑愔《塞外》）的浪漫，“统汉峰西降户营，黄沙战骨拥长城”（李益《统汉峰下》）的悲壮，使得长城作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双重内涵更加凸显，其文化价值、情感价值与审美价值在历史积淀中逐步确立。

诗歌是文人内心情感与志向的表达。古代长城主题诗歌集反战情绪、思乡情感与渴望和平于一体的情感表达，正源于诗人们对中华民族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人文精神的代代传承。

至明代，不论是张居正的“一声羌笛吹关柳，万卒雕戈拥贺兰”（《塞下曲》），还是徐勃的“贺兰山下战尘收，君去征途正值秋。落日故关秦上郡，断烟残垒汉灵州”（《送康元龙之灵武二首·其一》），均如画卷一般展现了边关战事的磅礴与苍凉，也寄寓着诗人们渴望结束征战，实现边关和平安宁的内心愿景。

然今果限谁  内外一家矣

长城戍防体系推动了宋、辽、西夏、金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繁荣以及政治和解，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纽带作用突显。

沈括在《鄜延凯歌》中以“灵武西凉不用围，蕃家总待纳王师。城中半是关西种，犹有当时轧吃儿”，反映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在长城周边共居共存的场景。

苏轼《河满子》一词的上阕云：“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东府三人最少，西山八国初平。”在苏轼心中，长城是守护家国平安的有力屏障，因而借用唐太宗任用李勣筑长城治边的典故，对四川南州太守冯当世的政治才干予以赞美，并通过“岷峨凄怆”与“江汉澄清”的对比，展现战争平息后安定美好的景象。整首词作寄寓了苏轼为家国安定贡献力量的理想与愿望，也流露出对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的珍惜。

在《望海潮·献张六太尉》一词中，金代词人邓千江以“区脱昼空，兜零夕举，甘泉又报平安”呈现边疆的安定，用“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颂扬为家国和平献身的将士。

宋金文人对长城的书写数量虽不及魏晋与唐代，但却更多流露出为国担当的情怀，诗歌的思想意蕴更加理性、厚重。在他们笔下，长城不仅仅是历史遗迹，更是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

长城戍防体系在明清进入成熟时期。比起历代，明长城在规模上最大。坚固的防御体系保障了长城内外各民族的长期和平交往。长城沿线形成了耕牧交错、多民族杂居的“板升”聚落，长城内外各民族共同开设的官办贡市、关市、马市，还有民间形成的民市、月市、小市等，都是民族融合的缩影与见证。

嘉靖年间进士石茂华的《中秋登长城关楼》写道“且喜休屠今款塞，长歌不觉露漙漙”，不仅描绘了当时长城内外的自然风光、民俗风情，更是那一时期各民族交往通好的历史见证。

清康熙之后，北方渐无军事冲突，长城内外的民族融合持续推进。乾隆皇帝在其《古长城》一诗中一边盛赞“延袤古长城，东西数万里”的雄浑气象，一边以“然今果限谁，内外一家矣”彰显各民族融为一体的历史图景。文人群体也普遍以民族融合的视角关注长城，顾光旭的《五原》描绘了历史上的战略要地萧关与灵武，并借“汉节萧关道，唐宗灵武台”展现了汉唐时期民族融合的盛景，从中流露出对大一统政治局面的渴望与祈盼。

“长城内外是故乡”，长城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凝聚的象征，而长城主题诗歌则记录了长城内外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多民族融合的进程，承载着中国人独特的情感世界与精神追求。可以说，长城主题诗歌与长城一样，是中华各民族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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