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用统筹理念破解“发展综合征”

现代化是全球性浪潮，但各国在这个浪潮中存在诸多差别。因此，尽管如马克思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但事实上各国现代化不仅有时序差别，更有效果差别。后发现代化国家大多都是被动卷入由西方国家开启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的，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实现后者展现的愿景，反而容易深陷“发展综合征”之中，经历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社会分化、暴力扩散等多重危机。显然，对于这些对现代化充满期待的后发国家来说，“好事不会同时发生”，照搬他国现代化模式只能南橘北枳。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化是一个急剧变革的过程，涉及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尤其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这些变革是在时空压缩条件下同步发生的，不像在先发国家那样依次发生，后者有巨大的应对回旋空间，甚至可以将变革引发的危机转嫁、输出到他国。这些变革对于后发国家来说，集中表现为发展与治理的矛盾，即有限的发展资源无法应对多样的发展任务目标，缓慢提升的国家能力难以适应加剧分化的治理需求。

一方面，各国在解决旧问题时也会迎来、甚至引发新问题。“发展综合征”意味着后发国家虽然可以比先发国家在更短时间内享受到现代化的物质成果，但是各类现代化问题会集中爆发。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

另一方面，当多重问题和危机同时发生时，多重治理目标如何协调的问题就出现了。比如，汲取资源发展经济的需要与增加社会福利的要求相冲突，权力集中的需要和发挥各主体主动性之间的矛盾，等等。进而言之，后发国家一般都面临治理资源有限的制约，在管理、资本、技术等方面可调动的资源不足。有限的治理资源在应对治理需求总量增加、多样化和治理问题超辖区扩散时显得更为捉襟见肘，就会出现治理超载，容易导致治理秩序混乱、治理系统停摆，甚至面临崩溃的危险。加之先发国家形成的示范效应压力，很可能引发社会内部的失望情绪，以致出现社会动荡。

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比其他国家更真切地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冲击和压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但是，在党的集中统一全面领导下，中国走出了一条有效地统筹发展和治理，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长期稳定的现代化道路。

统筹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理念之一。在应对现代化进程中同步出现的系统变革、问题井喷、资源有限、能力短板等问题时，坚持统筹理念。首先，要实现和确保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性，因为现代化都是以国家为单位推进的，任何一个分裂的、内部权力涣散的国家，都无法真正持续推进现代化。其次，决策者要树立全局观念，不能囿于一己判断，甚至被少数集团的利益裹挟，要以战略性、整体性和全面性的观念推进现代化，照顾、平衡好各方面的利益和发展，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能只顾当下、不管长远。第三，要从现代化的长时段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根据不同阶段的情况，明确阶段性重点或中心任务，做好优先排序，围绕中心工作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引领促进其他方面的发展。第四，要善于将有限的资源动员整合起来，解决紧迫的、“卡脖子”的问题，实现关键领域或环节上的“自主”，并形成“外溢”效应，实现局部带动整体。（作者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