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新凤：防卫政策调整，日本正打开“潘多拉魔盒”

在大国战略博弈加剧、俄乌冲突爆发、国际战略格局出现重大调整的背景下，日本对本国防卫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以制定《防卫计划大纲》等安保文件为主要标志，日本防卫政策自冷战后进行了六轮调整。

第一阶段，1991年至2000年，“全方位防御”构想。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日本于1995年12月制定了《1996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对防卫政策进行了冷战后首次调整。其主要特点是由重点应对苏联威胁转变为全方位防御。在对威胁的判断上，由冷战时期的主要对付苏联转向应对所谓朝中俄“多元威胁”。在军事部署上，由过去侧重北方转变为北、西、西南均衡部署，力求建立起全方位防御体系。

第二阶段，2001年至2010年，“多能、灵活、有效”构想。2004年12月，日本根据“9·11”事件后的安全形势变化，制定了《2005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其主要特点是“主动遏制”色彩明显加强。在威胁判断上，提出要发展快速、机动、灵活、多能且以高技术力量和情报能力为支柱的“多能、灵活、有效”的防卫力量，有效应对包括国际恐怖组织活动在内的“新型威胁和多种事态”。日本此时的防卫政策目标已不仅仅满足于确保日本本土安全，还要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安全合作，主动遏制潜在威胁，创造有利于日本的外部安全环境，表明日本开始由“专守防卫”向“主动遏制”转变。

第三阶段，2011年至2013年，“机动防卫力量”构想。日本民主党政府执政后，于2010年12月制定了《2011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彻底放弃“基础防卫力量”构想，提出“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实行“动态威慑”战略，使其能够更加有效遏制和应对各种事态。

第四阶段，2014年至2018年，“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2013年12月，安倍执政后出台了《2014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在日本非法“购岛”引发钓鱼岛维权斗争等背景下，日本首次在《防卫计划大纲》中用“令日本担忧”等措辞定位日本对中国军事动向的警惕姿态，并提出“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构想，实施“实效性动态威慑”，更加注重建立广泛的后勤支援基础、联合作战和机动能力。

第五阶段，2019年至2022年，“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2018年12月，日本制定《2019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在威胁判断上，进一步强调安全环境发生剧变，突出渲染“中国威胁”。首次提出“塑造、遏制、应对”三个“防卫目标”，并提出三种途径，即加强日本自身防卫体制、加强日美同盟、加强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在战略指导上，提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作战空间由陆、海、空传统领域向太空、网络、电磁等新兴领域拓展，旨在遂行多域联合作战，提升跨域协同作战能力。

第六阶段，2023年至今，“防区外打击”构想。2022年12月，日本出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重要文件，对日本防卫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称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把“不允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作为三大防卫目标的核心内容，强调一旦威慑失败而发生入侵事态，日本将担负应对侵略的主要责任，更加突出日本主动遏制和发挥“矛”作用的意志；提出日本要发展从防区外对敌领域打击的“反击能力”，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未来十年内实现依靠自身力量遏止和消灭入侵的目标。这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的自主性、进攻性明显提升，使日本成为“能战国家”，且针对中国的指向性更加明确，成为“战后以来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转折点”。

日本新一轮防卫政策调整，意味着日本将放弃战后和平主义道路、走上扩军备战的快车道。这必将给本已微妙的中日关系带来新的冲击，也会给地区安全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一是将把日本带向战争不归路。日方在多个场合妄指中国“企图在东海、南海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甚至叫嚣“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允许武力改变台海现状”。日本防卫大臣浜田靖一6月2日在新加坡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言中，暗指中国公务船多次“侵入领海”，“在东海、南海提出与现行国际秩序不相符的主张，并企图以实力和威压单方面改变现状”。浜田还借俄乌冲突来影射台海局势，宣称“预防冲突非常重要”。联系到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提出的三大安全目标，日方的言外之意就是，要慑止所谓“单方面以实力改变现状的行动”，一旦慑止失败，日本将以自身力量为主并在同盟的支援下加以应对。也就是说，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将可能联美进行军事干预。这意味着东京将彻底改变战后和平主义道路，绑上美国的战车，把日本引向战争不归路。

二是给中日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带来冲击。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这原本应是推进和改善中日关系的好契机，但在美国加强对华遏制和俄乌冲突爆发等背景下，日本明显选边站队，并制造阵营对抗。新一轮防卫政策调整透露出日本的危险战略转向——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并制定未来5—10年军事能力发展目标，加速发展自主性、进攻性军事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扩军备战，为介入和应对未来台海、东海、南海等地区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准备。这偏离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正道，使中日关系改善变得更加困难。

三是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日本将军费开支在未来5年内提升至GDP的2%以上，开启了地区军备竞赛的“潘多拉魔盒”。日本为加强所谓“反击能力”而加大中远程导弹等武器的研发和部署力度，将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引发新的地区军备竞赛，给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影响。

日本是否会在脱离和平主义的道路上执意冒险，一意孤行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值得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国家高度关注和警惕。（作者是军事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