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来：经济安保，将把日本置于多输境地

近日，由美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IPEF）”宣布就加强重要物资供应链协定达成协议，迈出所谓“摆脱对华依赖、建立稳定供应”的重要一步。然而，此举实际是为贯彻“美国第一”主义。不久前，由280多家美国企业组成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向美国商务部提出“尽快制定多边出口管制框架”的请愿，因为单边对华出口管制已经重创上述企业利益。同样是IPEF创始成员国的日本，利用G7轮值主席国之便对美大加奉迎，精心拟定一份《G7关于经济强韧性和经济安全保障的首脑声明》，积极推进对华出口多边管制框架。广岛G7峰会之前，日本自身也加速落实其去年5月通过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宣布半导体管制措施。但是，历史规律告诉我们，以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肆意干预的做法，最终必将以失败告终。

首先，日本推行的经济安保本质上是对中美竞争格局的“选边站”，机会主义让它选择继续追随美国的路线方针。本来，在特朗普政权祭出“美国第一”主义之初，最初是剑指日本及西欧等盟国，不仅要求这些盟友应向美国大幅增加安全保障“保护费”，还把钢铁及铝制品关税战的矛头指向它们。2019年10月，日本与美国签署了被批评为“城下之盟”的《日美贸易协定》，因为美方实际关税撤销率要低于60%，远不及日本官宣的92%。而且，日本政府还动员本国企业扩大对美投资，同时献上购买100架F-35的“大礼包”。在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之后，尤其是拜登政府要携手盟国联手对抗中国之际，日本不仅没有站在自己一直宣称“做世界自由贸易旗手”的立场上，相反为虎作伥地迎合美国，如推动安倍于2012年倡议的日美印澳构建安保合作“钻石构想”，变身为涉及半导体供应链合作的“四方安全对话”。与此同时，它自身也在不断强化旨在针对中国的经济安保体系建设，不断收紧对技术外流、外国投资以及留学生政策等方面的措施。面对美国不断强化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趋势，日本也宣布将在今年7月开始限制半导体设备等23个品类出口，其针对的显然是中国。

其次，日本推行的经济安保将对中日经济合作造成巨大冲击，严重损害中日关系。2022年，尽管日元大幅贬值但中日贸易额仍然高达3574亿美元。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日本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对象国。中日相互投资也在稳步发展，截至2022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已达1559亿美元（JETRO统计），而以香港为主的中国对日投资也将近3万亿日元（2021年底），排名第五。中国依然是日本企业投资设点最多的国家，2021年的数量超过3.1万家，占日本海外投资设点总量的40%。人员往来同样也是印证两国经济交往的重要体现，疫情前的2019年，日本来华人数268万，而中国赴日人数高达959万。长期以来，经济合作被称作中日关系的压舱石。然而，当前针对中国的经济安保措施，无疑将大幅压缩中日经贸合作的发展空间，对“存量”部分也将造成严重损害。

第三，日本推行的经济安保将严重损害日本企业利益，甚至危及日本经济复苏。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开拓海外市场成为日本企业战略转型和重构竞争力的关键。截至2022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2.16万亿美元，海外日本企业网点数7.7万家，年度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突破2000亿美元（1美元约合135日元），成为冲抵创纪录贸易赤字（约1584亿美元）、让日本保持住经常收支盈余的关键。对华投资是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亮点。2015年对华投资平均收益率就突破12%。之后，一直维持在15%的高位，是日企对美投资收益率的约4倍。在这种局势之下，“中国依存”一词早已在日本经济界耳熟能详。以日本政府准备着手控制的半导体产品为例，中国恰恰是日本企业的最大市场，2022年对华出口半导体贸易额高达2.6万亿日元、贸易占比14%。据JETRO调查显示，已有约八成日企将经济安保列为重要经营课题，部分企业甚至被迫着手应对全球市场分化。将经济安保的矛头指向中国，将严重损害日本企业利益，其负面作用最终也会传导到整个经济体系，从而阻碍日本经济的复苏。

最后，日本推行的经济安保也将导致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分裂，成为反全球化的逆流。当前，全球经济正面临分裂风险，即便在美国及盟友之间也盛行构建“小院高墙”之风。以芯片为例，在美国祭出520亿美元扶持措施之后，欧盟迅速跟进、砸出430亿欧元计划，日本也不甘寂寞，宣布两年内投入2万亿日元支持。各自为战成为各方构筑自身经济安保体系的典型特征，最近美国推出的EV减税政策甚至没有一家外国企业入围。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受惠于经济全球化的日本，若执意高擎这种以邻为壑的经济安保方针，恐怕很快就会验证这句成语的真谛。（作者是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