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艳：马斯克科技“狂飙”背后的大国竞争

如果天气允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将在美国时间23日搭载通信卫星发射升空，此前，SpaceX刚将包含4名成员的飞行小组送上太空。不管是SpaceX引起的普遍关注，还是“星舰”在得克萨斯的惊天一响，马斯克不断出现在公众视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似乎成为科技未来的风向标。但我们需要通过现象看本质，一方面，应该从“马斯克现象”中一窥当前科技创新的要义；另一方面，还应从更加长远的视角审视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大国竞争。

马斯克在科技领域的“狂飙”已近30年。他涉足的科技领域远不止人们熟知的特斯拉、“星链”以及OpenAI。早在1995年，互联网浪潮席卷全球伊始，马斯克就与他人合作成立了一家名为Zip2的网络软件公司，开发网络城市地图与导航；1999年，他创办在线金融服务和电子邮件支付公司X.com，其与当时知名在线银行confinity进行合作，后者在2001年改名为PayPal；2016年，他创立基础设施和隧道建设公司“The Boring Company”，该公司的任务之一是帮助实现他关于亚音速浮空列车系统“Hyperloop”的构想；同年，他还创办了名为“Neuralink”的神经科技与脑机接口公司。

著名技术思想家布莱恩·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说：“无论发明过程多么变化多端，最终我们都可以将其归为两大模式：要么肇始于链条的一端，源于一个给定的目的或需求；要么发轫于链条的另一端，从一个通常是新发展的现象或效应开始。”马斯克的经历表明，他是第一种模式的拥趸，始终以应用为导向去做技术开发与商业布局的选择。要么抓住市场已经涌现的机遇，投入已有较好预期的场景，如软件开发、在线银行、城际高速交通等；要么主动出击，引领并创造可能的未来需求，如通用AI、自动驾驶甚至是星际拓展。眼光独到、善于投资、着眼应用、长于布局，是马斯克能够一路狂飙并引领风潮的关键。这也是为什么有专家称，马斯克与其说是成功的科技引领者，不如说他是杰出的科技投资者。

事实上，一项新兴技术或发明，其价值实现的逻辑链条是“技术—应用—影响”。但长期以来，对于前沿科技或新兴技术的认知与判断，往往有两种倾向，要么只重“技术”端，就技术论技术，认为其重在理论与实验，属于相对封闭专业的小圈子；要么痴迷“影响”端，但凡新兴技术，言必称其具有变革性甚至是颠覆性影响。这些认知，恰恰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应用”环节，从而无法形成判断的逻辑闭环。缺乏“应用”端思考，前者会使技术落地转化率不高，难以形成进一步发展的有力、长线的社会支撑；后者会使技术前景判断出现偏差，造成资源投入的重复与浪费。远的不说，互联网全球普及所带来的发展福利与社会影响已深刻揭示，社会应用是先进技术更具创新力、更能转化成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关键。

当然，马斯克的科技“狂飙”绝不是一个人在路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只是那个出现在台前的人，背后是美国整体科技竞争力的支撑。作为科技大国，美国深谙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保持先发优势的重要。华盛顿的科技战略方向一直是明确的，其核心要义有二：一是加强创新转化，维护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绝对优势，致力于打造政府支持，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密切合作的创新模式，培养鼓励创业创新、科研项目转化，形成对内对外的技术转化服务体系和产学研一体化生态科技体系；二是强调竞争意识，确保美国的相对优势，通过政府采购、税收政策甚至是动用出口管制等手段打压国际竞争对手。这从当前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的技术打压与遏制就可见一斑。

可以说，正是在整体战略框架下，美国政府为各方尤其私营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支持，而企业也以技术创新与商业利润不断“反哺”美国政府，从而形成高科技竞争力的倍增器效应。从当前科技发展规律来看，全社会模式是必然选择，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进步也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事实上，面对美国政府的科技遏制与打压，中国对于“卡脖子”的应对之道正是“新型举国体制”。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科学统筹，加强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既要政府有为，强化党和国家对重大科技创新的领导，又要市场有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从而将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可以预见，未来科技竞争中，谁能更好整合全社会资源与力量，谁就将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与竞争优势。

同样引用布莱恩·阿瑟的话：“在3000年前，我们可以自信地说，100年后的技术将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现在我们将很难预计50年后的技术会是什么样的。”因此，马斯克的“星舰”最终能否抵达火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抵达的过程所带来的技术突破、模式创新以及对国家竞争力甚至未来国际力量格局的深远影响。（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科技与网络安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