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建厂热”背后，美国制造业的下坡路

据美媒报道，在拜登政府出台绿色能源激励措施以及一些美企对海外供应链安全感到担忧等因素影响下，美国国内近来兴起一股“建厂热”，与制造业相关的建筑支出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媒体上有人称这轮“建厂热”预示着美国制造业踏入一个新周期，这个新周期将在未来数十年间逐渐展开。但美国政府用上各种手段推动先进制造业回流所催生的这波“建厂热”，真能成为美国制造业东山再起的新起点吗？

首先要说的是，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头号制造强国和最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之一。所谓美国制造业要“东山再起”或“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等说法，并非是指美国制造业真的已经日薄西山或彻底空心化了，而是较之其鼎盛时期（比如上世纪50年代或9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国际地位以及创造就业的能力出现相对下降。这其中的重要外部变量，就是中国制造业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崛起并于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进而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格局，使美国制造业似乎看起来“不再那么重要了”。

但事实上，尽管美国制造业增加值近年来已渐渐落后于中国，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仍然首屈一指。2000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相当于日本和德国之和的132%，2021年这一比例则上升至142%。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5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2%。以2015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美国制造业增加值从当年的1.74万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的2.44万亿美元和2022年的2.79万亿美元。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获益程度等关键指标，也仍大幅领先其他主要国家。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竭力拼“美国制造”，主要原因是那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使美国意识到：制造业增加值占GDP之比下降过快以至于接近10%，意味着“去工业化”，结果则是严重侵蚀美国经济根基。即便美国金融业再发达，一旦实体经济效益不能同步提高，一旦离开优质底层资产支撑，美丽泡沫也会有被刺破的一天，而泡沫破灭将对国家经济体系造成难以修复的破坏。

奥巴马就任总统后，在严斥华尔街金融机构危机之下仍大肆分红做法的同时，力推国会通过总额高达787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并正式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先后制定“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等文件，意在引导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国内“再工业化”进程等。但总体而言，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主要精力放在修复美国金融体系上，振兴美国制造业的相关举措收效并不显著。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国优先”和重商主义信条支配下，相继出台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等，但2018年单边挑起对华经贸摩擦，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吸引国际制造业回流所需的营商条件。拜登政府上台后，为加大对美国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先后颁布了“创新和竞争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以及2022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等多部法案或战略鼓励制造业发展，试图通过综合运用税收与财政补贴等手段吸引全球产业与技术资本在美投资芯片、先进计算、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等产业领域。

不过，这一系列动作是否预示着美国真正开始“重操旧业”并将本国经济发展建立在对实体经济的深耕基础之上？进一步地，美国加大对制造业的投入与相关政策扶持会否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重塑制造业版图的新动力？都还有待观察。

其一，美国尽管仍是世界头号制造强国，但在发展趋势上走下坡路却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制造业作为一个体系，需要基础设施、研发投入、产业配套、适配性劳动力持续供给以及供应链和贸易价值链的全球化网络支持，即便美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一旦出现断档，要迎头赶上或补齐缺口往往力不从心。事实上，美国在2022年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中就承认，尽管美国仍是先进技术的领导者，但在一些高科技制造领域的能力以及就业吸纳能力急剧下降。而全球价值链理论创始人、杜克大学全球价值链中心主任加里·格雷菲就直接对美国最近出现的“建厂热”泼冷水，认为许多行业不大可能建立起完全植根于本土的供应链。

其二，从全球制造业发展规律与变迁趋势来看，美国要重振制造业乃至稳住在高端制造业中的顶层分工地位，就必须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尊重全球产业分工与市场规则，基于优势互补和双向开放等原则形成与中国、欧洲、日本等主要制造力量以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有效分工与协作，而不应该继续人为构筑“小院高墙”。否则，即便通过各种手段吸引了一部分先进制造业回到美国建厂，也是无法“把根留住”的短视之举。（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