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箫轲：韩国向美日倾斜的外交政策能走多远

尹锡悦政府以加强韩美同盟和韩美日合作为主的外交政策，在其就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临困境。

对日方面，韩日第12次安全政策协商会议将于17日在首尔举行，这是时隔5年之后的首次重启。在之前的11日，韩国外交部刚刚召见日本公使，对日本《外交蓝皮书》主张拥有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表示强烈抗议。对美方面，媒体曝光美方曾对韩国国安室等部门进行监听窃听，有韩国高官13日“急于平息风波”地表示，并无证据表明美曾对韩进行监听窃听。也是在11日，力推韩日关系缓和的韩国国家安保室第一次长金泰孝启程赴美协调尹锡悦总统访美事宜。而前任国家安保室室长金圣翰，正是因为“在协调韩美首脑峰会事宜时出现纰漏”而在3月底引咎辞职。但外界普遍认为金圣翰辞职的真正原因在于他的外交理念和尹锡悦总统存在分歧，在包括对日政策在内的诸多外交事务上尹锡悦更青睐于金泰孝的激进路线，这也再次凸显了韩国对外政策决策中的“小圈子”问题。

在韩国的政治体制中，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部门在外交、安全事务上拥有较大主导权，但朝野党派的协商、经济界和其他社会意见的参与也对政策出台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持续紧张，韩国对所谓来自朝鲜的“威胁”日益敏感。每次朝鲜进行核试验或导弹试验，韩国都需要在短时间内迅速作出反应，总统和国家安保室长、国防部长官、外交部长官等少数几个阁僚就成为主要决策者。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的依据，大多主要是过去曾经使用过的政策方案，保守派执政会参考过去保守政府的政策，进步派执政就会参考过去进步政府的政策。而且，韩国政府的构成历来具有相对明显的继承性，文在寅政府大量启用卢武铉时期的政府人员，尹锡悦政府的重要成员则大都曾在李明博、朴槿惠政府任职，这为其进行惯性决策提供了便利。

与此同时，韩国社会的分裂和政党间的对立越发严重，政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更加明显，宽容的政治协商氛围几乎不复存在。2020年，韩国年度成语“我是他非”就直观地反映了这种情况。

俄乌冲突爆发后，韩国外交决策不仅面临着朝鲜半岛局势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还被国内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所笼罩。俄乌冲突被不少韩国舆论塑造成“威权主义阵营VS民主主义阵营”，强化与美国、日本等所谓“民主国家”的合作成为一些韩国政治精英的政治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发展更均衡外交关系的理性声音被压制，尹锡悦政府内部稳健派的主张也逐渐被边缘化。在对日政策上，以金圣翰为代表的稳健派认为改善韩日关系虽然重要，但不应过于仓促；而激进派则将对日关系改善视为一种“决断”并执意快速推进，后者显然更受总统器重。

尹锡悦在就任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坚持推进向美日倾斜的外交政策。然而，这种外交决策机制实际是将小圈子的偏好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之上，外交决策缺乏充分论证，这在韩国也引起“外交私有化”的批评。韩国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种现象不仅正在侵蚀韩国外交的制度理性，也很难达成韩国既定的政策目标、实现韩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韩国社会并不会因为韩日关系的一时“改善”就彻底抚平历史的伤痕，朝野矛盾将被进一步激化，政治对立会变得更加严重，执政党内部的派系之争也会进一步白热化。在国际上，韩国对美日外交取得的成果似乎也值得商榷。强化韩美日安全合作带来的安全收益难免不会被朝鲜的“超强硬对强硬”所抵消，由此可能诱发的地区安全局势动荡更会对韩国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即便是在经济领域，韩日产业结构的同质化，导致两国间经济合作难以出现大的突破。而拜登式的“美国优先”看重的也是韩国对美国的“输血”功能以及在中美竞争中的“助阵”作用，对韩国更多是口惠而实不至。但即便如此，在“小圈子”思维的主导下，尹锡悦本月底出访美国所进行的各项议程很可能也将作出“决断”式的让步，韩国当前的外交困境或将进一步加深。（作者是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吉林大学朝鲜韩国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