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中国式现代化打破西方现代化困局

在今年两会期间，不少国家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切合中国实际，期待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惠及中国人民，也惠及世界。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那么，从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其“新”体现在哪里？其所开创的文明新形态本质又是什么？

现代化运动起始于西方，一个时期内，“西方化”几乎就是“现代化”的代名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快速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逐渐成为全球现代化格局中的一种新景观。

两种现代化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区别，具有异质性。二者共生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中第二个阶段，在演进中形成“资本至上”和“劳动至上”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西方现代化强调对外战争、殖民、掠夺，对内剥削、压迫、强权政治。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胸怀天下，为世界谋大同。如何看待这种异质及二者在历史演进中的内在关系？美国学者福山认为，这预示着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开始了替代性挑战。福山更多的是强调替代性和对立性，但这是片面的，更深入地看，二者路径不同归根结底是因为东西方底层思维不同。

西方现代化发端于西方文化，在发展中形成“主客二分”的思维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深深嵌入了“天人合一”理念，深度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客统一”的哲学思维，并在实践中形成一种“主主平等”的价值取向。一般而言，西方现代化的“主客二分”，其底层架构是“主统治客”，强调主体对对象的支配、征服、改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天人合一”“主客统一”，其底层架构是强调“主主平等”共享。哲学根基的不同，决定了两种现代化实践及其命运不同。

客观而言，西方现代化曾极大促进了地方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推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共产党宣言》中提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也不可否认，西方现代化因其强调“主统治客”的思维方式，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支撑其理论体系的“西方中心论”在逻辑上有缺陷。一是，把“西方现代化道路”解释成“世界现代化的唯一道路”；二是，把世界划为西方世界（主）和非西方世界（客），认为主必须统治客；三是，认为西方文明是世界最先进的文明，西方世界需要行使上帝旨意的“文明开化使命”。这样一来，先发性=唯一性，二分世界=主统治客，先进性=合法性。但在逻辑上，先发性不一定就是唯一性，主客二分也不一定就是主统治客，先进性更不必然意味着合法性。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新文明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新，首先源于它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本质性突破，集中表现为它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困局，开辟了一种基于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人类现代化新局面。可以说，在全球现代化格局中，这意味着一种崭新的现代化话语的产生。

中国式现代化成长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从深层看，科学社会主义是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源泉。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说”揭示了这样的规律，即人类现代化演进的内在驱动是人类劳动的革命性变革（劳动即生存—劳动是谋生手段—劳动成为第一需要），不同阶段的劳动决定了人类现代化所依存的历史语境的不同。在人与自然交换阶段，劳动就是生存本身，这是前现代化历史语境。在人与人交换的阶段，劳动是谋生手段，这是现代化所依存的历史语境。在人与社会直接交换的阶段，劳动是第一需要，这是后现代化的历史语境。在这个意义上，考察当今时代中西现代化，其当代历史语境是“劳动是谋生手段”，其未来战略指向（后现代化语境）是“劳动成为第一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各种迹象已显示，西方现代化具有历史的短暂性。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历史的优越性。

一方面，体力和脑力在商品经济消失后依然存在，在人类历史走向产品经济阶段之时，劳动的逻辑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式现代化，将随着科学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的升级而同步升级。具体说，在“劳动是谋生手段”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建成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其基本路径。在“劳动成为第一需要”时（共产主义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为世界谋大同。可以预见，届时，中国式现代化将与人类现代化融为一体，极大地推动人类的进步事业，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世界大同，开启天下文明的新伟大历史进程。（作者是天津市委党校副教育长，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市委党校基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