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福：治理高价彩礼是一项系统工程

“高价彩礼”问题由于社会关注度越来越高，时常成为国内舆论焦点。今年以来，陆续出现“1888万彩礼”等多个舆论热点，尽管均被查明属谣言，却实实在在触痛了社会神经。近日，四川凉山16岁少女被父母以26万元彩礼“卖掉”一事又上热搜，当地政府迅速介入调查处理。而令人深思的是，高价彩礼之风，为何如此难以整治？

就在2022年，《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施行，当地16个部门联合发文，规定婚嫁彩礼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并随即展开专项整治行动。其实何止凉山州，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地都在采取措施整治高价彩礼问题。从实地调查来看，移风易俗行动确实取得许多显著成效，解决或者减轻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价彩礼等社会风俗有其内在规律，行政力量直接干预并不容易。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各界要保持耐心。而且，一些偶发的热点事件过于极端，代表性有限。

政府和全社会都应充分认识到高价彩礼问题的复杂性。笔者认为，其中有三对关系需要厘清：

一是“小彩礼”与“大彩礼”。“小彩礼”即狭义的彩礼，是男方向女方家庭赠送的聘礼，各地习俗有异，所含内容与赠送形式有别。“大彩礼”则可视为包含全部婚姻成本在内的男方家庭支出，最典型的是婚车婚房。“小彩礼”的高低地域差异明显，既有动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也有可有可无的，甚至还有彩礼与嫁妆“倒挂”的。“大彩礼”则几乎全国统一，婚车婚房已成标配，其带来的婚姻成本上涨问题，比“小彩礼”更有普遍性。

二是“彩礼竞争”与“婚姻竞争”。部分地区彩礼水涨船高，确有社会性的面子竞争。一些地方试图扭转这种面子评价，让“有面子”变成“丢面子”，便抓住了这一点。但也要认识到，经济分化、人口流动带来性别失衡，继而引发的地域性婚姻挤压和婚姻竞争，是助推彩礼上涨的深层结构性因素。

三是“婚约风险”与“婚姻风险”。彩礼的原初意义之一是缔结婚约的保证，在性别不平等的时代，是女方对男方可能随意解除婚约伤害自身的防风险手段。现在，彩礼属性已发生根本变化。人们希望彩礼不仅保婚约，还能保一辈子幸福。保婚约时，婚后的日子要靠夫妻共同创造，人们对婚姻稳定性有着确定预期。现在，一辈子的幸福要在结婚时就得到物质保障。过去的彩礼是赠送给女方家庭，现在的彩礼（加上婚车婚房和女方嫁妆）大多是给年轻夫妻组成的小家庭。这显然不仅仅是彩礼观念的问题。

因此，高价彩礼其实是一场正在静悄悄发生的 “生活革命”的具体表现。个体在重构着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乃至生活观念。市场经济逻辑、消费主义文化等都在不同层面上推动着这场“生活革命”的展开。我们很难评估其好坏，也还难以看清其未来，但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让个体和社会付出的代价小一些，再小一些。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高价彩礼造成的社会伤害会更严重。特别是对经济欠发达的边远贫困地区和部分存在彩礼竞争习俗的地区来说，高价彩礼会加剧地域性婚姻问题的爆发，透支农民家庭的风险防范能力。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点名高价彩礼问题，农业农村部宣布将其纳入重点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行动。高价彩礼问题的复杂性对政府精准施策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灵活施策，走好新时期群众路线，广泛动员群众，刹住“小彩礼”竞争，塑造地方婚俗新风。国家层面则要立足治本，运用系统思维，从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的高度，推动形成中国式的现代生活风格。我们有理由相信，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治理将不断转化为强有力的社会共识，重塑社会价值与社会文明，从根本上涤清附着在“彩礼”之上的污泥浊水。（作者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